摘要: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判定流域水环境污染转移路径,结合协同学理论,采用三阶段SE-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七大流域2006—2018年水环境污染转移的协同治理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2006—2018年,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区多为污染排放转出区,下游地区则主要为转入区；与上游相比,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水环境质量改善更为显著,其中下游地区因生产结构优化使得水环境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但水污染排放总量仍呈扩张趋势；上游和中游地区在承接下游产能转移的过程中,局部污染排放水平有所增加；在水环境污染转移机制影响下,流域协同治理效率呈现时空分异特征,转出地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转入地,二者差值在0.085上下波动；上游与中游地区的协同治理效率表现相近,转出地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耦合协调度与技术效率变化耦合协调度均显著大于转入地,而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在技术进步变化耦合协调度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建议构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体系,优化流域协同治理机制,并加强对水环境污染转移过程的动态监管。

摘要:为探索黄河流域工业智能化水平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为推动黄河流域工业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从数智基础、数智应用、数智效益和数智环保4个维度构建了黄河流域工业智能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黄河流域九省(区)工业智能化水平,并采用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对黄河流域工业智能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工业智能化水平稳步上升,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下游领先,上、中游偏低；黄河流域工业智能化水平区域差异整体呈缩小态势,其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黄河流域工业智能化水平多峰现象显著,极化趋势明显。

摘要: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外资管制放松对工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管制放松显著提升了我国工业创新效率；该政策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港澳台资本对工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显著优于其他外商资本；外资管制放松主要通过增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经费的投入来驱动工业创新效率提升。

摘要:推动各类经营主体进入供水、发电等具有经济效益的竞争性环节,有助于发挥市场化投融资效应。水利竞争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可通过放宽准入,激发民营资本活力,实现市场与政策双轮驱动的投融资效应,并通过市场化定价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然而,改革过程中仍面临隐性准入壁垒、利益输送风险以及对私人资本逐利行为难以有效规制等挑战,可能影响市场化投融资效应的实现。为保障改革成效,需实施正向的激励性规制,以协调性、平衡性和约束性为目标,通过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路径,平衡公共利益、市场效率与私人利益。应加强对水利资源经济权利赋予的正向激励,严格落实水利资源保护的法律责任形成反向激励；鉴于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相互依存,应据此完善市场化投融资效应的激励保障制度配套,确保激励措施切实有效。

摘要:基于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高碳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并对其中高耗水企业与一般耗水企业间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了高碳企业的低碳转型,高耗水企业由于水-能耦合特征对绿色金融政策的低碳转型效应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政策效果具有稳健性,绿色金融政策在推动经济低碳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要:基于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系统考察了新质生产力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显著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经济质量提升,且这种推动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对上游地区、高水平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新质生产力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动态影响具有正向及“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且随着其自身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而增强；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区经济质量提升,还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区域联动发展。

摘要:立足社会学视角,阐释水利新质生产力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双向影响及制约因素,并从强化乡村产业优势、增强乡村共同体凝聚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等维度,构建水利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了水利新质生产力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水利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乡村产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治理模式创新,同时促进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然而,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受到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摘要:从新质生产力理论视角出发,系统剖析人工智能赋能水资源共享过程中产生的科技伦理问题及其治理路径,其中,数据霸权、数据鸿沟、算法黑箱、技术依赖与责任归属模糊等科技伦理问题,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配的集中体现,究其成因,主要涉及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水资源数据争夺,水资源数据采集基础设施分配失衡,人工智能算法局限、技术特性及认知偏差,以及法律与监管框架的滞后性等。为此,应从构建水资源数据治理框架、加强水资源领域数字包容性建设、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水资源共享算法治理、建立人工智能赋能水资源共享技术管理体系,以及完善人工智能赋能水资源共享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5个维度,完善相应治理对策,以推动人工智能在水资源领域的伦理合规应用,助力新质生产力实现健康、公平、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约束加剧的背景下,厘清京津冀水-能-粮-生态(WEFE)系统脆弱性与经济韧性间的脱钩关系,对协调系统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13—2022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从VSD框架的3个维度出发,构建了WEFE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综合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Tapio脱钩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系统揭示了WEFE系统脆弱性与经济韧性脱钩的时空分异规律及网络关联特征。研究发现:京津冀WEFE系统脆弱性呈波动下降但区域差异扩大,极化效应显著；经济韧性演变非线性,非均衡性增强但未出现多极分化；京津冀2013—2022年呈现“局部跃迁、整体脆弱”的脱钩特征,54.5%的城市完成了强负脱钩到强脱钩的转型,但整体仍处于弱脱钩状态；空间关联呈“俱乐部收敛”,形成石家庄、唐山、衡水、邢台的高值集聚带与北京、廊坊、秦皇岛的低值集聚区；京津冀脱钩网络2013—2022年呈层级波动与效率不稳特征,地理板块双向关联强化俱乐部集聚,形成多层级复杂网络结构。

摘要: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下,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工业基地,提升其城市群生态韧性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23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49个城市的数据,运用熵权法测度城市生态韧性,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分析区域差异,利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子。研究发现:黄河下游城市群生态韧性较强,而中上游城市群受污染治理滞后、生态修复能力不足和产业结构失衡等因素制约,生态韧性提升受阻；区域内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和区域间差异是生态韧性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能源型城市的产业路径依赖和科技支撑薄弱加剧了生态韧性差距；治理能力滞后、生态空间不足、产业结构失衡以及科技投入不足是影响生态韧性提升的关键因素。

摘要:数字经济发展为城市韧性建设,尤其是流域城市韧性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支撑路径。基于2011—2023年我国146个流域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城市韧性水平,并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三大流域城市韧性的影响,检验了虚拟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城市韧性过程中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总体样本、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城市的韧性水平,但对黄河流域城市的积极作用尚待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韧性水平的影响因城市创新能力和财政自给率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创新水平高、财政自给率高的城市具有更强的赋能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韧性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三大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虚拟集聚水平,进而增强了总体及三大流域城市的韧性水平。据此,提出了因地制宜加强三大流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夯实创新能力与财政保障基础、强化虚拟空间建设等政策建议。

摘要: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管理是解决“最后一公里”应急保障难题,是为受灾群众构筑生命财产安全物质屏障的重要基础。引入内部控制理论,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5个方面,构建了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江苏省省级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管理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江苏省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管理水平总体呈现“强基础、优流程、显效能”的现代化物资储备管理特征,具备省级示范储备中心的典型特质,但在风险前瞻预警、信息整合共享及监督闭环管理方面存在系统短板,制约了内部控制整体效能的充分发挥。亟须进一步通过深化仓储智能化升级、构建全域风险分担网络、深化信息平台整合贯通等措施强化监督机制,提升管理效能,推动水旱灾害防御物资管理范式从单一流程优化向系统韧性构建转型。

摘要:水权交易是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然而交易过程中第三方效应的存在是对水权交易市场效率和公平的严峻挑战。基于隐性产权视角,探究了农业水权交易第三方效应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交易类型的农业水权交易特征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水权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水权交易过程中水权空间特征与用水技术特征的改变会引发回流效应、水量效应、水质效应、用水成本效应等第三方效应,这些第三方效应影响了公共水域的水资源物品属性,进而改变了水权本身及其中的隐性产权,并最终作用于交易主体之外的其他用水户；行业间水权交易不仅改变了水资源利用的产业特征、区位特征和用水技术特征,且交易规模大、期限长,会产生显著的第三方效应；行业内水权交易由于规模小、期限短,其带来的第三方效应较弱,具体影响取决于其交易特征。农业水权交易第三方效应治理的关键在于明晰水权中的隐性产权,并基于水权的交易特征对不同类型的农业水权交易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

摘要:我国水权配置呈现行政主导与市场调节并存的特征,跨行政区交易中存在制度环境、产权界定、交易成本与协调机制等方面问题。基于准市场理论视角,构建了制度环境-产权界定-交易成本-组织协调机制(EPTC)框架,揭示了我国跨行政区水权配置中行政与市场逻辑冲突的制度机理。研究表明,我国水权市场并非通向自由市场的过渡阶段,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长期制度形态；国家所有制与市场化配置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产权界定行政化、交易成本复合化及协调机制低效,进而形成制度锁定效应；黄河、长江、海河等流域在确权方式、交易模式与补偿机制方面呈现差异化路径。基于对典型案例与主要流域的比较分析,提出在法治保障、确权体系、交易平台与协调权威等方面系统推进差异化改革,明确行政配置与市场调节的功能边界,构建符合准市场特征的水权治理体系。

摘要:水权作为水权交易制度的核心,既有行政公共利益的特点,也兼具自由协商和私法自治的特点。学界一直存在水权的公法属性和私法属性的分歧,然而,这种囿于一体两面的争论,对明晰水权的法律属性并无意义。双阶理论为水权的法律属性提供了一体两阶的厘定思路,但完全照搬双阶理论亦会带来属性界定不明的弊端。以双阶理论的修正适用为视域对水权进行两阶段划分,可以使水权的法律属性厘定更为明了,第一阶段呈现典型的公法属性,适用行政法规范；第二阶段则以私法属性为主,兼具公法因素,采用以私法规制为基础、同时赋予行政机关有限优益权的复合规制模式。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围绕水权法律属性的双阶划分,构建与之适配的双阶段救济路径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我国水权制度的完善和水资源市场化配置提供理论支撑与制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