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U”型关系，即随着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市场化、政府干预对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通过缓解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传统技术创新表现为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作用。

摘要:为探究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3个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以2005—2019年西北五省区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研究了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作用机理、五省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性的综合评价指数在研究期内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向更好的状态转变，经济发展子系统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子系统在研究期内综合评价指数上升明显均大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系统耦合度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度表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类型完成了从濒临失调向中级耦合转变；未来西北地区应当树立持续发展理念，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各子系统协调发展。

摘要:基于Super-SBM模型对长三角26个城市2007—2019年财政环保支出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财政环保支出高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从而识别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财政环保支出效率呈平稳上升的态势，但城市之间差异显著；城市财政环保支出效率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城市化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任何单一条件因素均无法单独决定财政环保支出的高效率；引致财政环保支出高效率的前因构型共有“高质量发展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和“特色产业驱动型”三组。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区域环境的协同治理，探寻提升财政环保支出效率的多元化路径。

摘要:面源污染和碳排放阻碍我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与高效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有关。基于面源污染和碳排放，构建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经济-能源-环境-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带的长江经济带2010—2019年农业面板数据为例，结合内在增长和外在驱动对效率提升路径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上中下游都主要呈现偏右“U”型变化，效率提升应从增加模式转化为优化模式；研究期内区域差异呈现“扩大-收敛”的变化特征，高效率地区呈现“点-片-点-片”的扩散作用，存在一定的涓滴效应；从内在增长方面需要注意水资源管理使用、环境治理、区域科技进步动力、区域合作链等因素的影响；外部驱动因素中城镇化程度、产业结构、科研水平与效率呈现正向显著关系，从业人员收入水平、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以及财政支持强度呈现负向显著关系，需关注环境规制的不显著结果。

摘要:在国家高度重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恢复，以及节能环保财政资金仍然存在约束的背景下，效率提升已经成为优化生态环境的重要驱动力。通过超效率非期望产出模型，测算并分析了2007—2018年黄河流域50个地市的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结果表明：样本期内黄河流域的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平均值为0.67，约有30%的提升空间，并且呈现平稳、下降、上升3个阶段性特征；从空间上看，黄河“几”字弯右尾部效率值较高，低值区随机分布在流域边缘；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值与地方生产总值并不是同比例增长；城市间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综合值特征分异明显，根据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得分可以将其划分为高高、高低、低高以及低低4种类型。提出应促进产业升级、建立流域协同管理体制以及因地制宜地优化资金配置能力、提高预算管理水平等提高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的措施。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与水生态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开展社会经济与水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对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选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15—2019年江苏省社会经济和水生态环境指标，对13个设区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水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到二者的协调发展度水平，并对其进行了等级划分，针对其区域分布特征进行了空间分析。结果表明：2015—2019年，江苏省社会经济与水生态环境耦合度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表现上，苏南地区的协调发展度水平最高，苏中、苏北其次，地区耦合度差异较大；总体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协调发展度的改善程度较大，苏中地区改善程度较小。

摘要: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3个层次共30个指标在内的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并对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9年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2003—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区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整体呈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沿线省级行政区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值提升显著，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冀地区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值较低，主要是由于较高的生活水成本和生态水成本；宁夏、新疆两自治区的高农业化肥施用量和农作物受灾率导致后期安全指数波动明显；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能源安全指数差距和粮食安全指数差距较大，反映出目前我国各省级行政区普遍存在资源生产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相脱节的问题。

摘要:基于2005—2019年粮食主产区13个省(自治区)相关农业数据，应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的SFA模型和Tobit模型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值和农业用水效率值均小于1，粮食主产区节水潜力大；农业用水效率的地区差异大，安徽省数值最低；主要城市年均气温、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地表水资源、有效灌溉面积、小麦和玉米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这6个变量数值的增加对农业用水效率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摘要:水银行作为一种更灵活的水资源调配与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弥补水权交易市场的运行局限。如何将水银行从理论层面的认知转换为实践层面的有效应用，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与难点。通过系统梳理水银行理论与实践应用进展，分析了水银行的理论内涵与运行机制，总结了国内外实践模式与应用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水银行实施的现实基础，据此提出应从水银行的运行模式、支撑机制和风险管理3个维度开展其创新性研究和适应性实践。

摘要:为了有效保障南通市水安全，降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水资源承载风险，基于社会经济系统与水资源系统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构建了考虑供水与排污约束的南通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协调发展度为预警指标，提出了综合考虑预警指标预测值和指标下一年变化趋势的警情确定方法。预警结果显示，南通市目前的发展模式在前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承载状态由Ⅳ级预警上升为Ⅲ级预警，水资源承载状态变差，需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未来应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并加强对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的治理。

摘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庞大，因其搬迁过程长期而复杂，整个群体在工作推进中不可避免涉及利益表达问题。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群体利益表达面临能力缺乏、表达渠道不够通畅、表达载体不够体系、表达形式不够理性、标准不够统一以及管理不够完善等现实困境，该困境对政府、社会、移民工作和移民群体均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因此，消解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群体的利益表达困境迫在眉睫，应尝试从该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提升、表达渠道健全、表达载体构建、表达形式优化以及保障机制完善等方面着手突破，寻求有效的弥合路径。

摘要:在移民安置过程中，既存在原有生计资源的流失，也存在生计空间的重构，以及生计恢复的“不变”与生计转型的“变”。通过对移民生产安置前后生计空间变化的系统梳理，分析移民生计空间的置换、延展、优化、重组状况，以及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生计资源流失，社会网络空间断裂带来的生计能力降低，制度空间变化带来的生计排斥等潜在风险。认为必须精准识别移民生产安置前后空间变化状况，并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创新、精准识别生计空间需求、社区建设、社会资本开发、统筹城乡空间等方式重构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实现水电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实现移民安置与水电开发利益共享。

摘要:全面推行河长制需要注重对公众参与的引导。基于对江苏居民的调研数据，组合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河长制政策宣传效果对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江苏地区公众的河湖治理参与意愿较高，约75.4%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为水环境治理支付一定的费用；全面推行河长制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水环境支付意愿，表明该“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对“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同样具有较好的带动效果；河长制宣传效果对不同群体水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年均收入较高、水环境重要性感知程度较低的群体，河长制宣传效果具有更强的正向反馈。指出应进一步加大河长制宣传力度，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水环境科普教育宣传方案；同时拓宽公众参与河长制的渠道，推动居民水环境支付意愿“变现”，实现河长与公众联动治水。

摘要:为提高公众参与河长制行为，基于MOA理论构建公众参与河长制行为模型，分析公众参与河长制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动机包括水资源需求、健康需求、主人翁责任感、自我实现需求，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参与机会包括法律体系、参与机制、信息公开、物质奖励，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参与能力包括专业知识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参与机会对参与能力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公众参与机会对参与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参与能力，再次是参与动机。从保障公众参与机会、建立公众参与能力提升机制、激发公众参与动机3个方面提出提高公众参与行为的系统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