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推进南水北调工程的高质量发展,分析了南水北调东线江苏境内受水区现状节水措施及成效,从生活、农业、工业三方面确定节水潜力研究方法,提出预期可达的节水目标并计算了受水区节水潜力,根据“先节水后调水”的原则,确定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调水量,对节水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南水北调东线江苏境内受水区2030年节水潜力为15.91亿m³,主要节水潜力在农业方面；与常规方案相比,基于节水潜力挖掘的优化调度方案下泵站总抽水量减少28.31亿m³,可降低泵站能耗5.427.74万kW·h,节水经济效益达27.59亿元。

摘要:基于对城市干旱风险管理系统的分析,借鉴B-Z反应模型,建立了城市干旱风险管理系统三维Logistic协同演化模型,分“危机-应对”和“风险常态化”两种管理模式设计仿真情景,揭示在防备、响应与恢复3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政府跨组织协同度支撑下城市干旱风险管理系统的动态演进机制,并对鄂尔多斯市进行了案例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危机-应对”管理模式下,由于忽视城市干旱风险防备能力的建设,城市干旱风险防备能力处于较低水平,即使是增强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水平,也很难提高城市干旱风险响应能力水平。无论是组织弱协同还是组织强协同条件下,干旱恢复能力都会有所增长,协同水平越强,干旱恢复水平越高。但是在干旱防备能力和响应能力均较低的情况下,干旱灾害造成的城市损失均较大,干旱恢复水平越高,意味着付出的干旱恢复成本越高,这正是“危机-应对”管理模式被动性、滞后性所造成的后果。在“风险常态化”管理模式下,在城市干旱风险防备能力水平都很强的情况下,组织强协同比组织弱协同会更加有力地推进城市干旱防备能力、响应能力和恢复能力的同时快速增长；组织强协同比组织弱协同会更加促进3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从而促进3个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发展,对于城市应对干旱更加有效率。在城市有限资源约束下,3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制约作用,组织强协同比组织弱协同在更加平衡子系统之间的发展的同时,会限制具有发展最优势的防备能力达到弱协同下的水平。

摘要:在水污染排放税和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行的现实政策情景下,模拟复合政策对地区重点企业的排放权配置结构、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探索实现社会福利和企业创新减排利润同时最优的政策区间。研究发现:相比于排放税,企业利润对排放权价格变化更为敏感；企业最优的从市场取得的排放权相对于超排量的比例与利润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排放税税率与排放权单价的价差较小,且排放税率略低于排放权价格时,可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为了使复合政策的效率最大化,建议减排政策中应避免排放税和排放权同低或同高的情形。

摘要:以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10—2019年绿色水电碳减排效率,分析比较了区域差异；采用泰尔指数计算区域内和区域间差距及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度,并采用Malmquist指数对效率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水电碳减排效率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效率的区域内差距高于区域间差距,且东部各省发展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最大；除规模效率外,其余效率均上升。建议我国应合理布局水电开发,重视省际互补协作,扩大水电规模。

摘要:为准确把握海水淡化发展及其生产成本,综述了海水淡化在全球的发展现状,对比分析了多效蒸馏法(MED)和反渗透法(RO)等技术在不同规模、年度的可比价成本组成的差异和变化趋势,通过实际案例,评价采用不同技术下淡化海水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它们对成本的贡献率,分析典型案例在减少成本方面值得借鉴的具体措施和经验。结果表明:随生产规模扩大及技术进步,海水淡化成本逐渐降低,RO和MED在1999—2017年间成本分别降低约29.75%和36.97%；淡化成本中电力等动力费用占比近40%,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约20%；在10万 m³/d级的海水淡化中,我国RO和MED的淡化成本分别比国外高出约26.85%和22.50%；我国淡化海水成本约为自来水的1.28倍,再生水的1.20倍。在未来发展中,我国可从科学投资运营、技术进步创新、完善费用结构、补齐人才短板、政府引导支持等多方面共同推进,以降低海水淡化成本。

摘要:系统梳理了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研究成果,分析了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与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不同特点,包括调水工程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的影响、水源流域上下游与受水区的补偿关系、调水给水源流域下游带来的损失等。调水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多源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包括成本与机会损失法、支付意愿法、价值损失法、生态足迹法等,考虑受水区用水量、水资源价值、支付意愿等因素对补偿量进行分担。由于调水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影响的复杂性,且调水工程布局向网络化发展,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关键技术:一是调水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技术；二是调水给水源流域上下游带来成本与损失的测算方法；三是调水给受水区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测算方法；四是系统考虑水源流域上游保护成本和下游损失及受水区效益,构建调水补偿关系和标准测算模型；五是对于网络化调水格局下补偿主体与对象的复杂关系,研发适用的补偿原理和标准测算技术。

摘要:为促进合理用水,缓解江苏省水资源短缺现象,选取2000—2020年省内三大产业用水数据,利用LMDI模型和VAR模型,从动静结合视角分解量化江苏省生产用水演变驱动因素及长期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效应是促进江苏省生产用水量增长的首要因素,但水资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生产强度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分别为影响江苏省生产用水量增长的主要及次要抑制因素,短期内生产强度效应能够有效抑制生产用水量增长,但长期来看存在“反弹现象”。有效控制江苏省生产用水量增加,需弱化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大量消耗之间的强相关关系,持续推进省内产业结构向“三二一”模式转变,培养全社会节水意识,推动生产及节水技术革新,提高用水效率。

摘要: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构建城市洪涝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实数编码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RAGA-PP)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江苏省各市洪涝韧性进行总体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3个地级市城市洪涝韧性指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徐州、泰州、扬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江苏省城市洪涝韧性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苏南优于苏北；防汛物资储备调拨能力、公众灾害应急意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水管网长度和高等院校毕业生数等指标对城市洪涝韧性影响较大。

摘要:在不同历史阶段,位于美洲的科罗拉多河适用多种基于特定目的的水资源分配模式。这些模式表现出早期社会水资源分配中水权私权性质的主导地位,主管部门运用经验主义的渐进立法模式,采取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和协商的管理方式,践行体现社会公平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促进了科罗拉多河水资源合理利用。从化解问题、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角度看,这些进程和模式的经验及教训对中国类似问题具有借鉴价值。有关主管部门需要建立全流域整体规划开发模式,建立健全跨境河流开发利用法律体系,与流域国建立专门的联合管理机构,并大力建设水利工程设施。

摘要:为了描述冲突中决策者主观判断的模糊性特点,基于冲突分析图模型研究框架,对简单偏好下的冲突决策共识理论进行系统性拓展,构建了模糊偏好下的冲突决策共识模型。将模糊理论中的梯形模糊数引入决策者的偏好设置中,对偏好信息进一步划分,给出模糊共识偏好和模糊非共识偏好的定义；为便于模糊偏好下冲突决策共识稳定解的计算和分析,定义了逻辑稳定性和矩阵稳定性表达；利用构建的冲突决策共识模型分析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冲突事件,从而得到最优解决方案。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准确有效地解决模糊偏好下的冲突决策共识问题。

摘要:基于中国水资源企业2012—2020年的微观数据,对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消除企业研发投入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跨期影响等特点,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对政府研发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水资源企业成长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U形曲线关系；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成长两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使两者呈现出的U形曲线坡度变缓。

摘要:移民作为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从原所在村落迁入新址和被征地后生计恢复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社会不适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以Y工程二标段H市为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收集相关资料,分析Y工程移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社会适应困境。研究表明,移民社会适应不良会导致经济水平下降、社会网络破坏、工程推进困难和地方治理无效等社会经济系统风险。基于此,提出帮助移民转变思想观念、重建社会网络、完善监督制度、建立互助机制等风险减缓措施,以促进移民、业主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发展,解决移民社会不适问题,促进调水工程顺利实施。

摘要:为进一步优化红旗渠景区管效用水平,提升红旗渠景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于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模型构建了红旗渠景区旅游生态圈,对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红旗渠景区的管控机制展开探讨并提出以下建议措施:构建三元主体协调的组织架构,完善旅游生态圈运行保障体系,以及优化旅游生态圈宏观环境系统。

摘要:为促进水利风景区PPP项目中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利益协调,保障项目顺利建设运营,研究双方之间利益协调行为策略,并在博弈分析中同时考虑政府的宏观管理者和项目微观参与主体双重身份。采用静态博弈探寻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的纳什均衡,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动态分析双方的行为策略并对该博弈过程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在政府采取“不积极”策略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大于“积极”策略所付出的项目建设运行成本、社会资本方采取“投机”策略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大于“努力”策略所付出的项目建设运行成本的情况下,“积极、努力”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中均为均衡策略；否则,要实现“积极、努力”的均衡策略,需满足政府获得的社会生态效益远大于支出的可行性缺口补贴,且社会资本方获得的品牌效应、社会影响力、政府奖励等附加收益和可行性缺口补贴之和远多于转投向其他经营领域所获得的收益。提出了完善水利风景区PPP项目收益分配、风险分担及政策保障机制,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方沟通机制,加强对水利风景区PPP项目的监管力度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