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对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形成了“东高西低”,以上海市、重庆市为“核心”的集聚状态；2010—2020年上、中、下游的耦合协调度重心呈现向南、向北、向西北迁移的趋势,不同流域的集聚性也有所不同；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非平稳性与异质性,其中外资依存度、技术创新、居民教育程度和水资源拥有量是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的主导影响因素。

摘要: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对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及动态演变趋势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时序变化平稳,但内部空间差异显著；多数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未跟上行业技术变革的步伐；政府管控水平、农田水利建设水平等对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水平呈显著正向影响。指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通过创新农业用水方式、挖掘节水减排潜力等方式来改善其农业水资源利用现状。

摘要:水资源刚性约束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促进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江经济带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中介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用水效率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地区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用水效率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性。据此提出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动用水效率提升、强化地区联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水足迹理论对山西省2009—2020年的水资源消耗情况进行核算,并对农业和工业水足迹与经济增长进行脱钩分析,从而找出影响水资源消耗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山西省水足迹近十多年上升较快,从2009年的214.90亿m³上升至2020年310.22亿m³,年均上升约7.94亿m³；在山西省水足迹构成中农业占比最高,达89.28%,而其中又以玉米、水果和猪肉的占比较大,分别为30.17%、20.77% 和12.67%；2009—2020年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多数年份呈弱脱钩状态,其中农业用水与农业经济的脱钩状态对整体脱钩状态影响最大。提出应努力控制山西省水足迹增长速度,重点关注农业中玉米、水果和猪肉的生产过程节水改善等政策建议。

摘要:为提高流域环境治理效果并完善跨行政区流域环境管理机制,采用多主体微分博弈方法,以投入污染治理成本的上游地方政府和进行环保宣传的下游地方政府组成的流域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上、下游地方政府治污减排与环保宣传的合作问题。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的补贴政策和地方政府间的生态补偿政策可以有效提升流域环境治理,但提升效果受到地方政府的边际收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科学合理的分配契约可使补偿方与受偿方利益平衡,有利于提高各利益主体进行合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博弈策略和收益分配协议,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方案,以更好地提升流域环境治理效果。

摘要:由于项目法人的行为随情境变化而变化,为解决单一使用代理理论或管家理论的项目顶层治理机制既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也不能适应项目法人“复杂人”特性的问题,为此提出融合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以优化项目顶层治理机制的路径。通过度量项目法人信任度,将融合管家理论和代理理论下的重大工程项目顶层治理机制总结为沟通、风险分担、精神激励、授权、物质激励、控制监督,优化后的治理强度分为强、中、弱3个层次,可从不同角度发挥引导项目法人管家行为、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

摘要: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中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实施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和运营维护阶段进行全生命周期管控,根据不同阶段的侧重点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总结出生命周期视角下的水环境治理经验,包括开创性的治理模式,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 “五位一体”的城市河流健康治理理念,先进的治水科技和智慧水务以及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等,可为相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参考。

摘要:面对水量水质双重制约的不利局面,我国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同时明确了采用市场化交易机制治理水环境污染问题。当前市场化交易机制存在诸多桎梏,政策对排污权个体交易行为的有效性亦无法判断。在分析现实治污困境的基础上,引入总量控制下的水排污权交易理念,对排污权多元主体的交易逻辑进行阐述,同时基于多主体系统构建排污权交易系统的仿真模型,模拟政府在排污权交易过程中的政策规制与排污企业的动态博弈关系。仿真结果表明:总量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够对排污主体进行有效正向激励和反向惩罚,引导排污企业主动减排；在弱管制的自由竞争市场下,水排污权交易方倾向于违规合谋,隐瞒真实价格；当政府进行强管制有效监督,且上级政府部门能够对下级部门采取有效监督时,水排污权交易方能够减少违规合谋现象。

摘要:基于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内涵,从水利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良、文化氛围浓厚、发展动力强劲、管理安全高效、综合效益显著6个方面,构建包含23项主要内容、52项评价指标的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将评价结果分为3个等级,从而构成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的评价体系已初步应用于首届国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工作,征集遴选出30个国家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并公布了第一批重点推介的10个标杆景区,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摘要: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权博弈表现为国家主权受威胁、地区秩序被干扰、国家形象遭“水霸权”污名化,由此水权博弈扩大为两国关系中的突出矛盾问题。在权力维度的结构下,印度发挥软权力作用,对我国流域内的水权开发造成软制衡,阻碍了两国有效的跨界水合作。运用动态博弈的经济模型,分析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印水权博弈,认为中印两国应当通过流域开发合作取得长期效益。我国应坚持主权原则下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在推动双方务实合作下推动政治互信,提高国际话语权,充分发挥软权力作用,构建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自身的合作基础和模式,形成流域积极共生关系,实现流域国家共同繁荣。

摘要:从初涉水患意识到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到学习钻研水利的理论技术,再到将水利融入经济民生,最终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实业家张謇不断形成完善着其水利经济思想。基于其丰富的水利实践基础,张謇开创了我国水利经济思想之先河,是我国近代水利经济思想的先驱者。从士大夫到实业家,他不仅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变,而且实现了实业救国的抱负。在新时代背景下,张謇水利经济思想中的民生意识、生态保护意识仍熠熠生辉。当代水利经济发展应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坚持以水利经济增进民生福祉,为推动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摘要:作为我国近现代水利事业的奠基人,张謇的治水思想与主张对近现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对现如今我国治理江河存在着诸多启示。张謇在治理长江流域时提出了著名的“治江三说”理论并推动水行政管理体制变革,这也是现代流域管理机构的最初雏形。根据张謇对长江流域的治理实践,结合我国近年来治理长江流域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提出应加强政府间协同治理、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深化长江流域河长制改革以推动治江事业的协调发展。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水利国际工程企业及东道国对国际人才的缺口不断扩大,而吸引和保留国际人才让其具有根植意愿的关键在于为其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条件。基于场论及承诺理论,依据“环境-态度-行为”的理论逻辑,将表征东道国环境的东道国地区人才吸引力视为外部因素,将体现国际人才对地区的积极态度的区域承诺视为个体因素,探讨东道国地区人才吸引力通过区域承诺对人才根植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基于63个国际水利工程项目所在地与392名中国水利国际工程企业海外员工配对样本,运用跨层次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地区人才吸引力正向影响人才根植意愿,且这种影响是通过区域承诺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的,意味着良好的东道国环境与积极的个体态度有利于提升国际人才的根植意愿。

摘要:为解决我国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在履职时政策学习不及时、责任意识缺乏、履职行为滞后、履职成果不显著等问题,提升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运行效率,促进电力市场持续发展,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从履职政策、履职能力、履职行为、履职成效四维度构建了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履职评价体系,并应用于分析某省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履职水平,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完善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履职评价体系建设、强化成员单位责任意识、健全我国电力市场监管体系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