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青年马克思思想逻辑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而对其中马克思新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与思想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从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继承的思想史脉络出发，研究马克思是如何通过经济学的研究而跃出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框架，却又坚持黑格尔历史观的合逻辑性的信念从而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的意识形态方法。然而在新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的建构中，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和视域的局限，使得马克思此时的历史观与其背后的方法论的建构仍具有过渡性质。

摘要:虽然以往的哲学家都曾探讨过幸福的概念问题，但是，马克思把现实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引入了幸福范畴。这三个原则不仅使马克思的幸福观实现了革命性转变，把人们的幸福从天国拉回了人间，要求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而且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现实幸福的有效途径，即通过“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实现人们的“相对之绝对”的现实幸福。

摘要:在明确中国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历史方位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现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本·阿格尔的核心观点是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成为新的历史语境，而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异化消费在当今中国的相似外观呈现为商品的符号价值凸显，广告干预消费过程的能力增强，劳动与休闲严重割裂等。打造绿色消费模式须以生产力发展、分配制度的完善为基础条件；以技术进步、教育宣传等为支持领域；以劳动与闲暇一元化为发展前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将绿色消费、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生产—消费”的全过程。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承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且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十分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弄清楚所应遵循的构建原则以及基本的构建方法和路径，是我们正确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前提和基础。学界对该理论体系的研究不仅没有拘泥于一般系统内容的简单罗列，而主要对其逻辑结构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深入探讨且呈现出的研究视角新颖、独特，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整合。

摘要:德勒兹反辩证法的态度自始至终地贯彻了他的整个理论。这与他反对二元逻辑，肯定存在的单义性的基本立场直接相关。德勒兹以反对辩证法中的否定入手，论证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正在于不断地通过否定的运动使差异从属于同一性。他希望通过建立先验性的内在性平面的方法，创造出作为第一性的具有肯定性的差异。同时，这种对辩证法的反对是以反对线性历史观为前提的，然而它却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呼应。这种思想对倡导肯定的创造性的后现代哲学影响深远。

摘要: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节俭标准，大致可划分为节乎本性的生存标准、俭不违礼的政治标准、量入为出的经济标准和节己济人的道德标准等四类。对中国古代的节俭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并批判继承，对于在新形势下确立合理的节俭标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指导人们的消费行为以及对其行为进行正确评价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禅宗思想的生态诠释，首先必须明确禅宗所关注的是人的解脱，而不是生态环境。禅宗与生态哲学的互动必须在一个基点上才是可能的：所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所遭遇的“苦”，在这个基点上，禅宗追求的解脱与生态哲学关注的自然相联系;探讨作为禅宗思想生态诠释的核心范畴的“无情”及“无情有性”“无情说法”命题的意义，显示在“空”的基础上实现的诸法平等;随之而来的是对泛神论的质疑和对杀生行为的问难。禅宗通过“无情”范畴及其命题，以及“无情”意象，所要揭示的意义是相同的：通过“空”而平等。生态哲学希望达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借鉴禅宗“空”的平等，并搁置其所含有的宗教性，从“认识人的问题与自然的问题的平等”出发，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摘要: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习俗，然而因响应国家生育政策而产生的独生子女父母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成年，其父母的养老问题日渐显现。笔者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别从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方面分析了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面临的风险，解析造成这些风险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规避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风险的对策，力求提高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水平，提升他们的养老生活品质。

摘要:农民环境维权问题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结构路径的研究形成了差序格局论、环境公正论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三种研究取向；文化路径的研究则形成了文化自觉论与认同建构论两种研究取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继续完善差序格局理论，推进环境公正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清晰界定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深化文化自觉论和认同建构论的行动主义取向研究，同时，要秉持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摘要:以移民融入章村的事实为依据，探讨章村移民融入的逻辑。研究发现，从社会变迁的背景来看，国家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政策的推行、产业环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益于移民融入；而移民理性的选择与村民进行互动交往以及村民对移民的包容、接纳则是移民融入的另一个方面。

摘要:在分析我国城市水价定价方法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我国城市水价定价方法分为水资源需求角度、水资源供给角度以及多因素综合水价定价方法三类，并分别对其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城市水价定价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目前，我国城市供水定价模型的研究仍是建立在供方定价或传统经济分析模型基础上的，并没有考虑水价改革的权利、制度、体制等政治因素，有必要对城市水价定价模型进行深入研究。

摘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学术界围绕支柱性产业的内涵与指标体系、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和研究，丰富了文化产业理论，为推动文化产业科学发展，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理论支撑。

摘要:银信合作理财是影子银行在我国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也是影子银行风险最聚集的领域，加强对其金融管制迫在眉睫。基于对影子银行系统银信理财产品风险与成因的分析，及其金融管制问题的梳理，从金融如水的创新视角研究我国古代治水智慧，归纳出对完善银信理财产品金融管制的借鉴之处。

摘要: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围绕《行政强制法》的实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对于《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的具体审查、代履行、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等问题。会议还主要讨论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等《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以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的强制执行、公共利益的界定、补偿机制的完善等问题也是会议的热点议题。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对我国实现依法行政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伴随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在行政法领域，相应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及其适用需要予以调整和修正。文章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两个层面造成的冲击进行研究。从水行政强制的核心原则着手，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阐述，以进一步规范水行政强制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当今的人类社会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凸显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加强“灾害应对”与“提供保护”的迫切需要。近年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编纂、发展“应对灾害提供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在这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主要的框架原则和要素。中国的实践顺应了这些框架原则、要素的要求，同时，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来诠释和完善“应对灾害提供保护”领域的框架原则与要素。

摘要:伊懋可教授所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从中国环境变迁的角度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结果导致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极限被打破。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过环境和资源的实际承载能力，人类必须正确处理眼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

摘要: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得到了更多关注。从经济伦理学维度，借助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为例，分析该译本翻译过程中包括原作者、译者、目标语读者、出版社等各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影响。通过译者葛浩文，莫言的作品走出了国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接受，出版社也获益颇丰。葛浩文在发挥其主体性，并力图实现各方利益共赢时采取了诸如省译、增译、变译等翻译策略。

摘要: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剧作。舞台指令在营造该剧蒙太奇画面，即创设不同的语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以会话分析中的话轮转换假设、邻近配对假设以及话轮分析模式为理论视角，节选威利和长子比夫不同情景下的对话为语料，比较了两种不同语境下威利父子言语行为类型的差异和不同的话语特征。所有这些差异与话语特征都是一种语用顺应，它是该剧成功的特色之一。这种顺应有效地刻画了剧中人物的多元性格，烘托了该剧的悲剧氛围，渲染了它所蕴含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