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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6(1):1-11,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1
    摘要: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2024,26(1):12-28,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2
    摘要: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2024,26(1):29-38,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3
    摘要:
    依托新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在追求个性化网络生存的同时,又在不断建构风格与功能各异的网络社群,形成了以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性化复杂耦合为典型标志的网络圈群化现象。网络圈群化源于主动构筑和被动构筑的综合作用,正在不断构建公众网络集体生活的新样态、新图景,也在持续为各种社会交往营造新载体、新空间。网络圈群有利于全社会的关系聚合、信息交流和情感传递,给公众带来了高效、便利的交流机制,但其内蕴的封闭性、同质化、排外性等特征也暗含着诱发不良社会舆论乃至意识形态风险的潜在威胁。相关风险主要表现为因圈内意识形态倾向难以准确把控而造成的对外遮蔽风险、因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深度融入壁垒而造成的交互区隔风险、因圈内不良思想动向难以及时化解而造成隐性传播风险和因圈内观点极化进程难以有效避免而造成的同质共振风险等多种样态,亟须通过立足网络圈群生成与演化规律推进科学引导,统筹法律、制度和道德等维度综合治理作用,协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深化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双向赋能等举措加以辩证施策、积极应对。
    2024,26(1):39-49,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4
    摘要:
    主流思想舆论是社会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能够引导社会思潮、凝聚人心、促进共识,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党管传媒数据”是相对于“党管媒体”而提出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概念,是数字文明时代“党管媒体”内涵的延伸。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要举措,“党管传媒数据”体现了党和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时代要求。“党管传媒数据”对于主流思想舆论的巩固壮大具有政治性价值、公共性价值、公益性价值以及经济性价值,有利于增强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力、提升主流思想舆论引导力、扩大主流思想舆论影响力、筑牢主流思想舆论公信力。由于“党管传媒数据”是一个刚破题的新命题,尽管其为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壮大提供了技术支持、传播方式创新等方面的契机,但“党管传媒数据”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一个不断迭代、持续优化的过程,其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现实挑战,主要集中在本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主流思想舆论面临的数据意识形态挑战。“党管传媒数据”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既是时代趋势,也是党长期执政的选择,在实践中,既要有管导向、管理念的顶层设计,也要有管人才、管规则、管技术的具体路径安排。
    2024,26(1):50-59,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5
    摘要: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当。话语权博弈是大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话语权领域却面临一定的困境。从依附论的角度看,国际合作话语权领域仍呈现鲜明的“中心-外围”的依附结构,“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在范式、理论、价值、传播等维度均存在对美西方等“中心”国家的“话语依附”。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在提供实践场域、供给理论养分、搭建交流桥梁、壮大传播平台等方面为磨砺和增强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变革国际合作话语体系的不平等格局、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事业仍任重道远。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应将国际合作话语权建设作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通过完善理论建设、凸显价值追求、开展话语对接、优化话语传播等路径,着力提升中国国际合作话语权的影响力,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对美西方国家的话语依附,共同为实现新型国际合作积极发声、贡献智慧。
    2024,26(1):60-71,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6
    摘要:
    突破省域边界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灾害后果严重。实践中,各省级政府通过签订应急协同协议、新设应急协同组织、开展联席会议与会商应对跨省突发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急协同机制,契合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但是,相关机制不仅面临合法性质疑,还存在效力薄弱、协同动力不足和未突破区域壁垒的弊病,需要完善相关合法性保障与实效保障。协同机制具备实质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其组织法依据,一些仅供协调而未涉及职权调整的协同机制不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与组织法定原则,具备合法性。然而,应对跨省突发事件需要整合各省政府部门职权以形成区域性应急行政权,该权力源自政府的行政授权,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相关法律依据。协同机制的实效保障需要多路并进:在协同协议层面,应当进一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效力与可操作性;在协同组织层面,需要健全应急协同组织及其内部结构;在协同信息层面,完善应急协同信息平台建设有助于收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在协同动力层面,可以通过夯实协同观念基础与信任基础、增加协同净收益和加强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增强协同动力。
    2024,26(1):72-83,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7
    摘要:
    政府组织如何回应复杂社会需求的增长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之一,也是学界关注的经典理论议题。通过对G省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在回应复杂社会需求过程中逐渐衍生出脱耦型、直控型、间质型3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从早期将社会组织编织在科层组织链条中的脱耦型组织,到以专业化运作为主、强化条线控制的直控型组织,再到通过弱化“条线控制”、强化“点块运作”的间质型组织,社会需求回应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特别是间质型组织打破了典型科层组织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以“结构缺失”促进政府科层组织与组织环境交换,降低科层组织在新的社会制度环境中所面临的组织创新风险;另一方面,组织目标和任务具有灵活性,分工的自主性也较强。由此,通过聚集大量原科层组织的人力、物质等资源,促进社会需求回应创新。研究结论表明,多重组织机制的交织构成政府应对复杂社会需求的动态调适机制,这一机制呈现出“向上趋同、近地变异”的演变特征,更能适应复杂制度环境,这些不同的组织策略与类型在不同阶段促进了政府组织的长期发展,有效回应了社会需求的发展与变化。
    2024,26(1):84-93,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8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为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文化记忆价值实现的当代路径。乡村文化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乡村文化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当前数字化时代的转型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对国家战略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高度回应。实现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必须厘清乡村文化记忆时空式的场景性、框架式的集体性以及身份认同式的原真性等构建逻辑。然而,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数字化面临未能准确捕捉文化记忆的隐喻性,且乡村文化存在原真性保护缺失、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参与主体失衡、数字化技术与文化记忆实践脱节等。因此,从文化记忆的文本“符号”化向“情境”化转变、特质化记忆情境重构、主体地位提升、数字化技术真正落地等角度重构数字化记忆建构进路,旨在为实现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转型提供解决方案。
    2024,26(1):94-103,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09
    摘要: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标准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之“国家规定”,用于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审理,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均有适用,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在违反生态环境标准的同时,需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才会被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生态环境标准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产生多重影响,为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卢曼的系统沟通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71例生态环境损害判例,阐释由生态环境标准引起的各个系统间的互动过程,发挥法律系统相较于其他社会子系统“观察之观察”的优势。目前,生态环境标准“入法”存在生态环境标准适用的矛盾与空白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足或过度赔偿,欠缺环境公共利益与其他公共利益综合考量,过于依赖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明确划定纳入“国家规定”之生态环境标准的边界及其划分标准,以确保标准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完善程序和实体规则,在生态环境标准的司法适用中促进“事实”与价值的有机融合,平衡多种价值冲突;改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及其司法适用的方法和流程,同时适时更新质量较高的生态环境标准及司法解释。
    2024,26(1):104-117,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10
    摘要:
    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对平稳实现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150多万条银行微观股票数据和财务数据,通过构建压力时期回归模型的客观方法获得系统性风险三因素权重,在同一框架下利用规模、杠杆、关联性3个因子测算了银行、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系统3个层次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从系统性风险表现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受全球宏观金融环境波动影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会因为自身问题而出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情形。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系统重要性国家,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高;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在于其有较高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的银行,且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对国家层面系统性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从风险驱动因素看,关联性因子是驱动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因子和杠杆因子。
    2024,26(1):118-131,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11
    摘要:
    国内需求增量是经济内循环的主要动力,能够为全国经济循环的良好运转提供重要支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使经济循环突破了本地化和实物化的限制,为经济循环注入新的特征。运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城际数字信息流数据,构建数字信息传输量、信息聚合能力和信息辐射能力3个要素刻画城际数字信息流,并结合微观个体、企业和城市3个层面的数据考察城际数字信息流对经济内循环动力的影响及传递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增强城际数字信息流能够提升城市的经济内循环动力,其中,城市数字信息传输量对经济内循环动力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特征,而城市信息聚合能力和信息辐射能力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减特征。二是城际数字信息流更密集、城市经济内循环动力更强和人均收入更高的城市通过城际数字信息流来促进城市经济内循环动力的作用更强,城际数字信息流的发展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现象。三是城际数字信息流通过人口移动效应增加居民消费,通过新建企业效应增加企业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延伸产业链和供应链,从而提升城市的经济内循环动力。
    2024,26(1):132-142,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4.01.012
    摘要:
    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资源压力大、环境容量有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之间矛盾突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以绿色发展为抓手把准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行动脉络,为水资源-能源-粮食管理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从绿色发展对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影响的内在机理出发,结合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诠释了绿色发展影响下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的演变过程,并对不同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成效和实施力度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绿色发展通过引导和约束主体行为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相协调,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绿色发展引导和约束政策的调整与实施能够促进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度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及双碳目标,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绿色发展约束性政策环境,加大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强度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污染存量降低,充分发挥绿色发展在资源管理中的政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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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1):1-10, DOI: 10.3876/j.issn.1671.2019.01.001
      摘要: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对通用人工智能自主进化的未来展望,空前凸显了信息需要研究的重要性。信息需要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对人的本性的深化理解,而且涉及通用人工智能本性的理解和自主进化的驱动机制。信息及其进化的研究,为信息需要研究从有机体扩展到信息体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更到位地理解信息需要,走向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及其进化机制的统一理解。信息需要是信息体为了满足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需要而寻找和获取信息的欲望。它不仅是智能进化驱动的引擎,而且是人性和通用人工智能基本特性的表现。信息的相互性,信息需要满足和产生的共同性,决定了发展到一定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可以与人性具有共通的本性。这既涉及人工智能进化及其机制研究的核心内容,又涉及人工智能性质理解的深化和相应伦理支持的根据。这充分表明,信息需要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领域。
      摘要:
      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协同推进“两个革命”的前提与基础。从理论逻辑层面看,“两个改造”相统一的辩证原理构成了“两个革命”辩证统一的深层哲学底蕴;从实践进程层面看,统筹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克敌制胜的重要保障;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党的建设面临巨大挑战的形势下,进一步协同推进“两个革命”需要把握基本的经验原则。
      2020,22(2):39-47,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0.02.006
      摘要:
      重大流行病疫情都具备范围广、跨区域、全社会、全球性等重要特征,流行病疫情的全要素、全过程管理可以充分发挥现代大数据数字技术功能。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例,论述了大数据在支持临床诊疗持续改进、支持病毒溯源与分析、支撑流行病学调查与诊断、精准监测和研判疫情、有效排查疫情、远程医疗诊疗、准确预警疫情等疫情防控全过程中的应用,提出了大数据助力疫情期形势综合研判、构建适应于国家到社区“六级”联防控体管理决策系统、疫情期间科学化和精准化社会治理、AI智能创新医疗产品、智慧医疗行业和疫情后期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方面的创新和应用,分析大数据在重大疫情防控应用方面存在的数据准确性、数据割裂、数据公开与隐私保护不足等问题。
      摘要: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繁荣假象,看到了西方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背后的虚伪本性,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予以深刻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大不列颠对华殖民暴行及其危害,辩证分析了大不列颠殖民行径对印度统治的双重影响,但是到晚年时期,他重新纠正了早期关于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肯定性评价,对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分析,深刻批驳了殖民统治在东方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批判,对当下我们警惕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具有警醒意义,也为今天抵御文化殖民主义与“和平演变”提供了理论武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启示。
      摘要:
      随着气候变暖,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有效地开展灾害预防和灾害应急管理需要全面了解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将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CGE)引入灾害综合经济损失评估,以我国2008—2016年发生的暴雨洪涝灾害为例,构建灾害情境下的DCGE模型,测量每年暴雨洪涝灾害的发生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轨迹。实证结果显示:从当期来看,每年暴雨洪涝灾害的发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生产,2008—2016年暴雨洪涝灾害造成总产出的损失值区间为[3525652,40536761]亿元。从长期来看,灾害的累积效应更不容忽视,暴雨洪涝灾害的发生不仅会影响当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若某一时期的灾情较重,后期社会经济所受影响甚至会高于当期灾害会经济系统的冲击。
      摘要:
      环境治理研究曾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专属领域,随着环境治理中多重问题的暴露,环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以环境治理的“结”与环境善治的“解”为线索的文献研究发现,社会学界在环境治理的绩效审视、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反思、环境治理的社会机制等议题开展了多维度研究。环境治理不是一项孤立的社会行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近年来,国家环境治理态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环境治理绩效发生了显著变化。[JP3]今后,社会学界可在社会响应、社会过程及社会影响框架下深化环境治理研究,其深入研究对于推动环境社会学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
      权力制约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基本前提,权力监督是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紧紧围绕为什么要加强权力监督、如何加强权力监督进行了新思考和新探索:深化思想认识,从权力的本质在于人民性、权力运行二重性、权力作用重要性等方面厘清新时代强化权力监督的逻辑理路;明确监督路径,创建全面立体、目标导向、权威高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坚持多措并举,以党性教育构筑思想道德防线、以法规制度建设刚性规范体系、以民主权利构建权力约束系统、以权力配置优化权力运行机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之路。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进程中展现出自身独特的理论逻辑,其本质特征集中表现为具体化结合、时代化发展与主题化集成,对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先后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具体实践形态的具体化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提供实践内容与历史基础;我们党依次回答时代之问,凸显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挖掘活力动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发展并彰显出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我们党创新完成理论继承发展的主题转换,集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相承一脉的主题化理论成果,不断提升党的理论思维水平,走向理论成熟状态。
      2015,17(2):33-39,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15.02.007
      摘要:
      西方移民融合理论旨在对移民融入迁入地社会的过程进行类型化和因果解释。帕克和戈登的经典融合理论开创了移民融合研究的历史篇章,而线性融合理论、曲线融合理论、区隔融合理论、多元文化理论以及生态分析等则是对经典融合理论的批判性发展。这些移民理论经历了从融合结果的“必然性冶向“相对性冶、从融合轨迹的“直线性冶向“曲线性冶、从融合模式的“完全性冶向“选择性冶、从融合方向的“唯一性冶向“多元性冶的转变。新近的移民融合理论则聚焦于融合结果的异质性及其因果解释。未来移民融合理论将会是建立在融合异质性研究基础上的理论重新整合、阐释和发展。
      摘要:
      基于风暴潮灾害发生时间集中、地区差异显著、经济损失严重、次生灾害频发等自然特征,分析群众、政府、经济组织等救助对象的需求特征,从时间维、空间维和逻辑维剖析风暴潮灾害损失及灾害救助关联的协同机理,设计并构建包括内容体系、结构体系、层次体系以及服务体系的风暴潮灾害四维救助保障体系。通过加快风暴潮灾害救助法制化建设、建立健全风暴潮灾害救助财政投入制度、强化风暴潮灾害救助监督管理等保障措施,实现风暴潮灾害救助保障体系的高效运行。
      摘要:
      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以及全球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生态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的全球生态文明观;在网络领域,建立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习近平全球治理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摘要: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世界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此,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世界观为切入点阅读马列经典,这样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是研读马列经典的主轴。学好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但是,要学好马列经典著作,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反对“只言片语”,抓“精神实质”;系统而非零碎、实际而非空洞地学;始终坚持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学;提升读书境界,把学习经典养成生活方式。正确处理好文本和历史的关系、矛盾与范畴的关系、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以及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是研读马列经典著作时应当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摘要:
      随着社会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推进,人们需要运用新理论框架,重新认识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此而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学科、工作、环境等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具体运行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呈现为由以相依性共存为逻辑的内圈层、以相互性关联为逻辑的中圈层、以复合性关系为逻辑的外圈层构成的圈层结构。为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发展,这就要求着力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认知,加强系统的多层次互动与协同,建设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
      2015,17(2):77-82,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15.02.015
      摘要:
      国债收益率波动对于一国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乃至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2-2014 年中美国债市场数据为样本,从国债收益率曲线、收益率波动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中美国债收益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国债收益率形态并不一致,中美国债收益率波动也具有各自特征;中美国债收益率对于美元指数变化的反应并不相同,当美元升值时,中美国债收益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而当美元贬值时,中美国债收益率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中美国债收益率对于物价指数变动的反应相同,均与各自国内物价指数间呈现正向关系。基于此,论文从丰富国债交易品种、完善交易机制、发挥国债市场资金价格功能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2008(1):22-25, DOI:
      摘要:
      让.雅克.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1],作为“近代妇女运动的点火者”,但是他同时又成为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家批判的标靶。本文通过对卢梭在《爱弥儿》第五卷中流露的女性观点的梳理分析,试图揭示卢梭在他的男权制思想基础上的自然差别论女性观。并通过分析其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复杂关系,以期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运动发展方向有所帮助。
      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环境风险感知研究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国内外大量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对环境风险感知进行研究,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较大争议。以1982—2019年公开发表的关于环境风险感知的415篇WOS期刊相关论文为样本,运用SATI软件构建知识单元共现矩阵,将矩阵导入 Ucinet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生成环境风险感知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采用SPSS软件对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呈现环境风险感知的9个研究流派和4个维度的知识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割裂为实存论和建构论。多学科路径下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在“概念阐释”“内容统一”“理论整合”呈现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特征,但是由于实存论和建构论的互异性和隔膜,导致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难以实质融合,由此可为我国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提供借鉴和反思。
      摘要:
      探索影响我国水权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差异化组合条件,能够有效提升未来水权市场发展的整体稳健性。在市场环境主义范式下,构建包含初始水权分配的覆盖度、需方主体的活跃度、交易价格调整方式和交易支撑保障力的四维分析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对11个典型的试点水权市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需方主体活跃度高是水权市场可持续运行的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存在维系水权市场可持续发展的3种组合条件。该研究结论支持了各地依据本地特征制定差异化水权市场发展方案的合理性,并提出了重点提升需方主体活跃度和完善水权交易平台功能的水权市场建设思路。
      摘要:
      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主体多但服务内容单一、服务回应低且沟通隔阂大、内容重复且专业化程度低等供需失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降低服务质量、浪费服务资源,而且会弱化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关系。随着社会服务资源介入社会治理在理论与实际上的推进,服务资源整合理论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该理论中所包含的优化服务供给方式、调整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服务模式等手段,能有效推进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平衡。基于此,借助于服务资源整合的理论视角,依托供需平衡的政策框架,提出优化平衡政策的链条、推动供需平衡的循环、促进平衡政策的产出等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供需平衡路径的优化策略。
      2007(2):59-62, DOI:
      摘要:
      《诗经》中有大量的植物意象,并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植物可以是女性的象征、寄 情的赠物、婚恋生活的隐语,还可以代表婚恋的场所。本文对植物意象的内涵及其形成缘由 进行了分析,认为古人特有的交感思维、强烈的生殖崇拜心理及现实生活体验共同生成了 植物意象。 
      2011,13(2):81-83, DOI:
      摘要: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 展迅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它是指以创意生产为主要活动,主导 产 业明确、公共服务平台和设施完备、产业链相对完整、示范作用明显的集聚区。我国初 步形成的三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存在着园区功能定位不清、产业同构明显、服务平台不完备 、 高端创意人才匮乏和产业链不完整等不足。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在加强园区规划、完善服务 平台、培养高端创意人才等方面做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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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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