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里格比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批判性评估，通过解构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建构了一种“生产关系具有首要性”的替代性理论。从学术上看，里格比对唯物史观的误读，主要是由于他在唯物史观研究方法上的失足和在唯物史观内涵的理解上的缺失。里格比采用了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研究法和目的分析法对唯物史观进行解读；对唯物史观内涵的理解亦存在明显的学术盲点。深入剖析里格比的学术上的错误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利于消除其在学术界的负面影响和维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地位。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科学学说和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也关注到体育领域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指出体育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权是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提出体育锻炼应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体育发展的基本观点和实践，重温社会主义对人的发展的全面追求，对于现实境遇下如何抓住体育领域不断深化改革的机遇，实现重点突破和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张闻天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应随着革命、建设工作重心的变化而变化；应坚持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兼顾的经济道德原则；应遵循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利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克服官僚主义、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并重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基本的经济伦理规范；经济行为道德评价的标准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不同。这些思想具有系统性、批判性、继承性和前瞻性等鲜明的理论特色。重温这些思想，对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其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其本质内涵，生态文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信仰和谐是其重要内容。由其现实性与理想性、民族性与大众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等特征决定，中国梦在增强政治认同、提升精神境界、凝聚信仰人士、激发自然敬畏、引领社会愿景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科学、崇高的信仰，中国梦只有遵循认知、接触、认同、归属与践行的信仰生成规律，致力于其理论研究与宣传、经济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关注和改善民生、社会公平和正义、尊重劳动和知识等方面的高水平建设，方可将中国梦的现实化推进到新的阶段。

摘要:“自由”是当代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话题之一。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来自对西方自由价值观的批判超越，这种超越使两种价值观在“为什么要倡导的自由”、“倡导什么样的自由”、“怎样实现自由”等问题的理据与意蕴上呈现出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倡导自由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为的是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其本质内涵是个人全面自由与社会整体正义的统一，其实现则取决于人类从资本的统治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程度与历史进程。而西方自由价值观以主观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其本质指向是维护资本的“自由”统治，核心就是免受干预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最大限度地满足自我意欲的自由。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现代文明史上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水污染和环境破坏给予全面的揭露与批判，在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述中已内在地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水利思想，包括水利与气候、水利与农业、东方地理环境与水利的关系。人与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反映，体现着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和道德关系。面对水生态危机，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树立“自然内在价值”观念、建立合理的适合人的本性的生产模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社会和自然关系的自觉协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也是人水和解的应有之义。深入分析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水利思想，全面的掌握生态水利思想的基本内涵和解决水生态问题的途径，以指导新形势下的治水实践，为当今人类摆脱全球水危机指明正确的方向。 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逐步形成。习近平从人类史高度强调生态文明的历史趋势和时代意义，阐述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凸显其全局性地位，系统强调生态问题的刚性约束，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党的执政主题和政府责任，坚持对生态文明的系统性认识，提出了建设的总体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人类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自觉顺应，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应用，是对生态文明和环境建设规律的理性认识以及对党的执政思想的丰富拓展。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需要把握历史大势，推动理论创新，着力实践落实。

摘要:产业结构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诉求和手段。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化情况，分析了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及其产生原因。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我国污染物排放水平与三次产业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第二产业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三次产业间比例优化和各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角度，提出生态文明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对策：在产业间层面，保持第一产业产值稳定增长，控制工业产值，适度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在各产业层面，要促进各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发展生态产业、循环经济，逐步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态化转型。

摘要: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摘要: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将社会保障作为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的实践。通过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局限性分析发现，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障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保障安置存在着背离权利主体的平等性、转换责任主体、混淆分配层次、保障水平较低等局限性。社会保障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困境，是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伤害。作为再分配手段的社会保障既不能代替安置的功能，也不能被安置的初次分配功能所替代。为更全面地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应在合理安置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这一“安全网”。

摘要:水利工程移民信访问题是现有移民工作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以金沙江向家坝库区A县、B县移民信访为例，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现有移民信访的科层制特征以及具体实施中的包保责任制的运作方式，探讨了工程移民信访机制与地方关系网络“群众路线”等政治象征资本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现有移民信访工作的运作机制。

摘要:治理理念的制度化和本土化需要文化的适应性调整。文化主要借助价值引导、柔性协调和组织动员等3种机制介入社会治理过程。其现实应用主要体现为3个层面:推进核心价值观“可信性”的文化塑造，强化国家认同;推进执政方式的文化濡染，提升政府管理软实力;推进社会资本的文化培育，实现低成本且高效能的社会自治。

摘要: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制度创新和投资管理制度优化，是为了探索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从借鉴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创新的产生与发展经验入手，分析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现状和困境，提出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和方法。围绕制度创新优化目标，运用数据库技术和粗糙集方法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负面清单进行优化，最后得出高质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一体化设计，整合优化流程形成高质量高水平的负面清单措施。 

摘要: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聚焦于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特点，重点考察了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与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环节生产活动外向关联度提升能够对服务贸易发展产生显著推动作用，特别是非完全核心国家间合作关系下的上述影响;与此不同，服务环节创新活动外向关联度提升更突出表现为有利于“南北型”合作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

摘要:以会计稳健性为视角，选取57家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2009-2013年年报数据，运用分组回归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资产净利率和每股收益度量的高业绩组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正相关，而以营业利润率度量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负相关;以3种指标度量的低业绩组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均不显著。房地产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对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能提高高管薪酬对以营业利润率和每股收益度量的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但是降低了高管薪酬对以资产净利率度量的企业业绩的敏感性。

摘要:近年来，高校成本费用的高速增长对精细化财务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成本普遍存在简单匡算、共同成本未进行合理分摊、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生均教育成本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难题，本文引进作业成本法的核算理念，分析高校应用作业成本法核算教育成本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根据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对教育成本进行合理的归集与分摊，设计了一套适合于高校的成本核算流程和模型，使其为高校的各项管理工作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数据保障。

摘要:引入市场机制是克服水排污管理“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在行政管理和市场机制一体化的整体视野下，水污染物排放权的法律属性有待明确。明确水污染物排放权法律属性的意义在于:建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则体系，以保障水污染物排放行政管理和市场机制的协调运行及功能实现。基于对已有相关观点的分析批判，认为水污染物排放权既不是传统的物权，也不是什么环境权，而是一种新型的民事财产权，这种民事财产权与传统的物权、债权共同构成开放的民事财产权体系。

摘要:按照权利绝对论的权利概念，权利之间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但在真实世界中权利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自海域使用权诞生以来，其与传统渔民用权之间的冲突就愈演愈烈，实践中相关案例不断出现，理论上相关论争也从未间断。权利领域存在交叉塑造了二者之间冲突的基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权属安排的粗疏、冲突规范的不当和行政行为的功利。应加强理论研究，改进顶层设计，推动立法完善，合理界定海域使用权与传统渔民用海权的权利内容，明确界分二者的权利边界，修订完善权利冲突规范，通过法学理论层面溯源清本进而完善制度设计予以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