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同志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准确把握住了经济建设中的经济与政治、政府与市场等多个重要逻辑关系；同时，他提出在新常态下，要依靠统筹的办法解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经济建设中的难题，推动“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 如此实现了经济工作中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摘要:习近平始终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的高度来思考中国外交工作，一方面强调，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过程中，要抓住重点，围绕大国关系展开积极谋划；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要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在积极推进大国外交的同时，有序推进同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和周边外交工作，勾画了一幅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而又兼顾整体、有机统一的外交战略体系，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

摘要:统战工作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掌握工作方法、抓不住主要矛盾，就做不好这项工作。习近平同志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 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通过学习研究发现，正确处理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关系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把握好“度”是关键。

摘要:《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分析、评述和批判，初步形成了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基本轮廓。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为核心论题，从３个方面阐释了他的劳动思想：揭示劳动对人的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构建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借助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的批判，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剖析，论述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的初步思想。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创的劳动思想研究为他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摘要:意识形态思想是斯大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斯大林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活动作为时间轴，其意识形态思想的产生过程分为萌芽、奠基、形成和强化４个阶段。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内容可概括为意识形态本质、与语言的关系、阶级属性和划分标准等。研究分析斯大林意识形态思想，不管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行动方面，都必然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为公正客观地评价斯大林提供更多的依据；在重视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 抵制各种霸权思想对意识形态的侵蚀；证明西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理论的欺骗性。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为了避免中国重蹈加入ＷＴＯ以后碳排放量急剧增长的覆辙，防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打“低碳牌”来遏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关系。从协同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计算了中国的协同度并探索了影响该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度先降后升，协同度较弱但整体趋势向好；能源强度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低碳化的“一带一路”的建议与对策。

摘要: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制造业产业如何在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中合理定位和选择发展道路尤为重要。通过中国制造业产业生命周期分析，明确制造业产业发展阶段，可以有效制定相关政策予以促进或抑制。因此，运用产出增长率法、产业生长曲线法、综合指标分析法等方法，基于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的制造业产业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于３种不同方法所得结论基本一致：１／３的制造业产业仍然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但半数制造业产业已经处于成熟期，少数则处于衰退期。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可分别采取创新发展、转移产能等策略。

摘要:作为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之一，金字塔型股权结构是否具有企业成长效应，这种效应在金融危机后是否具有某些特点值得检验。以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具备金字塔型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字塔型股权结构各要素的企业成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权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最终控制人借助控制权对被控制公司提供帮助；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效应不显著，最终控制人的侵占动机被抑制；控制层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通过拉长控制链条，最终控制人对被控制公司提供保护，或保持未来向集团输送外部资金的能力；其他直接股东通过对一致行动人的制衡以及对其他股权结构变量效应的调节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总体来看，金 字塔型股权结构具有企业成长效应，在危机中对企业成长可起到保护作用，这对于帮助企业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寻求成长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数据收集，剖析了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美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演变态势及１９４９—２０１４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演变态势，通过对比分析，评价中美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演变态势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演变态势，从用水结构效应与用水效率效应两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完全分解模型，并基于驱动力—压力—响应分析框架，评价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系统剖析中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内在机理，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的步伐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前提在于保障农业用水量与工业用水量先后达到顶峰，实现农业用水量与工业用水量的零增长。

摘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渡过“出生”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内有印、俄、英、法、德诸国彼此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是竞争，外有美日的战略挤压。如何化解压力 ，将一系列竞争和诉求纳入一个长效共赢的合理轨道，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未来至关重要。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将结构主义的理论内核和中国外交相结合，指出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面临大国实力对比和博弈带来的结构性制约，需直面现实、“防御”为主，一切以创造稳定发展环境为前提的战略定位，提出了通过加与印公路铁路合作、与俄的中俄—中亚三方共建、与内部发达国家成员深化金融合作和对美日占据舆论主动并趁“空虚期”快速推进项目的应对策略。

摘要:国家共振是一种基于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环境公正运行模式，在中国环境公正政策回应模式的演进中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当下随着不同的环境公正主体之间博弈加剧 ，我国传统的环境公正政策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催生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协商民主、利益和谐的环境公正政策新模式。建构这一模式，需要转变环境公正的治理理念 ，供给环境公正的共振平台，统筹环境公正的共振维度，完善环境公正的监督体系。

摘要:在流动模式家庭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现实面前，对流动人口收入及其性别差异的研究仍忽视流动模式的作用。利用２０１２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上海市的数据，探讨了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在“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作用下，相较于独自流动，非独自流动有助于男性流动人口收入的提高 ，却会导致女性流动人口收入的降低。数据结果还表明：“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与女性流动人口是与丈夫一起流动还是与丈夫及孩子一起流动密切相关。

摘要:梳理、分析城乡一体化研究发展脉络与现状，有利于全面、准确理解城乡一体化，也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其发展趋向，把握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律。以研究主题为检索条件，通过知网检索，选择了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１５年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将中国城乡一体化研究划分为４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城乡关系、城乡融合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城乡一体化研究分歧较大；第二阶段对城乡一体化内涵、发展模式、理论框架开始探索性研究，不再局限于城乡工业或经济一体化；第三阶段开始构建城乡一体化理论框架，丰富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并形成专门术语；第四个阶段城乡一体化研究形成完整闭环系统，侧重于城乡一体化评价、发展机制、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等。中国城乡一体化研究的三十年是城乡一体化内涵不断丰富，内容不断拓展，多学科不断交融的三十年。未来研究将视城乡一体化为社会系统问题，从权利、平等的视角 ，以双向一体化为重点开展研究工作。

摘要: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司法能动主义、宽泛的原告资格、事前预防和事后惩罚并行的机制、借助于专家委员会等方式替代行政机关进行的环境决策、法院判决的较强执行力等优点降低了印度的环境污染水平。但法院不具备决策所必须的信息优势，其强势介入行政的行为破坏了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违背了经济学的最优成本规则，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优缺点共存。我国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我国应借鉴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优点，\避免其缺点，进一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摘要:继欧盟将国际航空纳入其单边ＥＴＳ之后，欧盟一直积极筹划就国际海运也采取类似措施。但如果欧盟继续沿用其在航空领域的做法，要求外国船舶为其涉欧航程的全部碳排放购买相应排放配额的话，对外国船舶在欧盟管辖海域以外的排放行为，欧盟海运ＥＴＳ将构成一种域外管辖。尽管根据国际海洋法，欧盟可以基于港口国地位对船舶域外行为行使一定的管辖权，但这种域外管辖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执行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海洋法的规定。欧盟海运ＥＴＳ代表了发达国家一个新的海运单边主义动向，对此，中国应及早研究因应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