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微时代”“移动互联时代”“信息网络化时代”“自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多年来，我们面临史无前例的网络治理难题以及应对相对乏力，致使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确很不稳固，甚至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存在旁落的危险。为了加强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破除并拒斥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5个认识误区，即“网络价值中立论”“网络自由论”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伪命题论”“附属论”“唯技术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进路，即从理念重构、制度建设、机制构建等3方面切入，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切实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

摘要: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以意识形态话语权维度辨析，网络道德批判有利于对网络道德问题的审视、纠正和监督，在新闻传播、民意表达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道德失范现象频发，网络道德批判也随之存在诸多问题，网络道德批判缺乏舆论导向性，网络道德批判的场域过于虚拟，网络道德批判呈现泛道德化趋向。应当充分发挥道德批判在网络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建立辩证的网络道德批判范式，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引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摘要: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网络社会”的自我存在样态、社会关系样态及主体间互动样态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网络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新样态。“网络空间”作为具有鲜明主权特征的虚拟化“第五空间”，亦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而话语权的争夺是核心内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正演化为全球性安全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疆域。我国正面临着由网络社会虚拟化无界性特征而衍生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控制着互联网的“制网权”和“制信息权”，挤压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网络负面信息呈放大效应、网络舆论引导力式微，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面临压力。因此，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课题。

摘要:我国自由核心价值观具有辩证性、人民性与实践性三大特征。辩证性体现为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方法论构建了其辩证的哲学内涵；人民性体现为它是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以人为本”自由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在实质上是对西方自由价值观的批判与超越；实践性体现在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以遵循现实为原则，结合当前我国自由观建设的实际需要，确立了自由的价值地位，建构了自由的现实内涵与培育路径。

摘要:随着我国“三大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生态走廊建设引起了广泛关注。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社会经济发展、水环境、水生态为研究对象，运用DPSIR框架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相互作用机制出发，选取2005—2014年11省市26个相关指标，预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综合保护水平。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的水资源保护水平整体较高，而整个经济带水质、水量与水生态保护水平均面临较大压力。

摘要: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在引起热议，通过构建包括老龄化率和少儿抚养比的非齐次需求效用模型，分析人口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利用中国198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控制其他经济、制度和人口变量后，结论仍然稳健有效。

摘要:人口结构的变化会给人身保险市场带来深远影响。基于江苏省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的变化描述以其对人身保险市场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江苏省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少年儿童抚养比、有配偶的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比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男女性别比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抚养比、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平均家庭户规模目前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提出江苏省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策略。

摘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城市发展重点要向小城市倾斜，构建以市场为主的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体系。利用调查问卷收集的微观数据，以新古典住房经济学需求理论为支撑，基于居民视角从自用与租赁、消费与改善投资两个维度构建住房需求模型，深入分析江苏省小城市住房需求结构及城镇化因素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同时，将所得结论与大城市住房需求现状进行对比，从政策上引导江苏省小城市住房市场与大城市住房市场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

摘要:借助江苏城镇居民相关数据，从收入阶层差异视角出发，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结构之于其消费支出和支出结构的阶层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升的同时，不同收入阶层，无论是人均收入规模还是收入结构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水平与支出结构的影响也表现出阶层差异。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法律、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管理规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基于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地区的特殊性，把中巴经济走廊分为西部高山高原区、东南沿海平原区、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新疆段。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阐述。西部高山高原区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部落区障碍和极端宗教主义，东南沿海平原区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公园保护，北部克什米尔地区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跨越争议冲突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宗教文化差异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国新疆段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少数民族问题和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

摘要:“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走廊建设的环境风险不容忽视。从气候环境因素、水资源限制因素、土壤资源限制因素、生物多样性因素以及森林资源限制因素等5个方面，对比分析巴基斯坦的资源环境特征与问题，认为制约巴基斯坦资源环境的主要问题包括水资源极度短缺、森林覆盖面积低、土壤侵蚀与退化、生态多样性受损等。结合走廊生态环境要素的空间特征和经济发展情况，分区域对走廊建设投资活动的主要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走廊建设减缓环境风险的政策建议。

摘要:为展示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上的立场，指导和管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社会事项，通过政策对比、案例分析和专家讨论等方法，研究制定一套既符合国际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契合“一带一路”国家主体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的环境社会政策框架非常必要。政策框架提出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秉承的可持续发展、风险防范、国际接轨、平等协商、成果共享、信息公开等原则，覆盖了自然资源节约与污染防治、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健康和劳工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征地拆迁与非自愿移民安置、促进当地发展、保护弱势群体、环境社会责任体系等要素。为推行“一带一路”环境社会政策框架，中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参与方既有各自的定位和作用，也应相互协作，共同发力。

摘要:基础设施和旅游作为物理联通和人员交流的代表性组成部分，两者的协调发展是互联互通系统内“软”“硬”兼修的体现，也是推动和引导制度联通的重要力量。以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与国际旅游的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显示中国-东盟主要国家基础设施与国际旅游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国基建“走出去”，内化基建于国际旅游将是区域内基础设施与国际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方向。

摘要: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以历史灾情数据和国内沿海城市特征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国内沿海城市风暴潮灾情影响因素，深入探讨风暴潮灾害的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脆弱性以及孕灾环境稳定性，剖析风暴潮灾害链式反应过程，最后提出信息保障、政策保障、工程保障以及技术保障等风暴潮灾害防灾减灾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