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服从国家现代化战略的总体部署。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时期，农村将保持数以亿计的小农户，这些小农户的典型特点是由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重点是要为老人农业提供服务，也要以老人农业为基础。经过长期建设，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点，也就进入更高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这个时候老人农业开始让位于以职业农民为主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分阶段进行，千万不可急于求成。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中产阶级权益抗争行为日趋增加，社会矛盾主体的迁移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难度。由此，通过分析调查资料，总结出中产阶级权益抗争具有以下特点：他们抗争的内容主要是维护自身发展权益；他们具备专业知识，抗争能力更强；他们拥有更多社会资本作为抗争资源；他们的抗争行为更加理性守法；他们的抗争策略更加重视组织动员技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社会矛盾主体迁移的治理新思路：注意维护中产阶级的发展权益；正确认识中产阶级权益抗争的性质；依法依规处理；坚持公开透明；注重沟通协商。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的历史性创新发展开创了丰富的团结思想，包括民族团结、党内团结、党群团结、党际团结友好和国际团结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以政治团结为核心和丰富的目标是党的团结思想的理论特质；多样的团结形式，重视加强组织建设、理论教育和学习，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制度等实现团结的社会主义制度化是党的团结思想的实践特质。国内国际情境正给我国团结事业带来新挑战，新时代要推进党的团结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习近平关于团结的重要论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的发展。

摘要:共产主义信仰反映了人们对共产主义所蕴含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认可和信奉的肯定性态度,它具有科学性、崇高性、实践性的特点。共产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仍散发着浓郁的价值意蕴,就是因为它能够将自己从抽象的维度变成现实的维度,对现实此岸世界的关注契合了人的发展需要,并为党的事业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方向。然而,在三观式微的当代社会中,多发的社会矛盾和西方国家极力编造的话语陷阱使得共产主义信仰危机逐渐显露,很多党员出现了信仰摇摆的现象。重塑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需要引导他们辩证、合理地信仰共产主义,科学地整合与引导诸种思想观念,并将信仰的实践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摘要:随着物质条件的丰盛,为了休闲而展开的一系列消费活动成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空间。但因人们对美好生活科学意涵认知的不足,致使休闲消费受控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下,局限于少数有闲群体之中,被困于休闲与生态博弈之内。[JP2]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休闲消费应以美好生活创新、全面和可持续的“三维”解析作为其价值引领的逻辑前提,通过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机构,以社会效益为工作重点的政府部门和以绿色休闲为发展理念的休闲企业的“三方”联动,引导休闲主体主动承担其自我、社会和生态“三责”。从而使人们在休闲消费层级的跃升中体悟美好生活本质,使人们在复归个体与类关系,并确立绿色消费理念的过程中推动休闲消费平衡与充分发展。

摘要:民间环保组织的行动使命是力求通过与地方政府建构“合作”关系来协助治理日渐严峻的环境问题。基于对“绿色潇湘”这一民间环保组织的研究发现，民间环保组织要获得与地方政府“合作”机会，进而配合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实施有效治理策略，一般会采取“闹大”与“柔化”相结合的行动策略。为了协助配合地方政府开展环境治理行动，民间环保组织基于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造势”、借助志愿者行动“线下做事”、契合政策导向“顺势而为”实施“闹大”策略。为了维持与地方政府的有效合作，民间环保组织秉持“站在政府对面而非对立面”的谋划合作、“唱白脸和唱红脸”的双面配合、“做阳谋而不做阴谋”的提出问题、“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的处事方式的“柔化”策略。“柔化”是“闹大”的延续，是在有限的政治空间内寻找最大利益平衡点的行动策略转型，进而推动环境治理实践取得成效。

摘要:农村基层组织不仅是农民个体融入农村社会治理过程最重要的平台，也是其参与国家事务的微观组织载体。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意味着仅依赖政府垄断和强制特性进行的公共管理模式必须向依靠多元利益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当前，作为农村公共治理重要载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功能发挥不够、不当的情况。为此，农村社会建设必须更加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他基层组织的合力作用，积极用好乡村外部力量的协同功能，借助于现代网络化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为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提供政治、体制及技术的支撑。

摘要: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运用oprobit和biprobit模型探讨了公众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是否一致，并分析公众的个体特征与其环境关心和行为一致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公众对环境关心并不必然会促进其生活中的环境友好行为。控制其他条件不变，老年人、女性、收入及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公众环境关心与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概率；②在考虑公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后，公众的收入、非农就业和受教育程度在提高公众的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一致性上具有积极作用；[JP2]③总体上，公众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其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一致性的作用最稳健，这意味着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对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前学界对小地域空间内跨社区环境治理研究较少。生态补偿是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市场主导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府主导的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在补偿主体、补偿模式上有明显差别。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探讨上下游村庄围绕水问题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实践探索中的跨社区生态补偿存在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意愿较低、协商机制不健全和支付主体分散的困境。结合已有成功实践，从补偿定价机制、补偿协商机制、补偿支付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对策。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我国大地域空间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积累有益经验。

摘要:作为缓发性海洋灾害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在剖析灾害评估与脆弱性评估共性基础上，梳理海平面上升影响机理和沿海发展脆弱性评估现有文献发现，影响机理分析不系统、脆弱性评估方法不精细和评估结构差异明显等较为突出。基于此，提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发展影响评估的理论框架，包括4个方面内容：构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发展的影响机理机制、搭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发展影响专业化云数据库、实施海平面上升影响下沿海发展脆弱性评估体系、划分海岸带脆弱性等级梯度标准。

摘要:将标杆管理方法引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基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SL/Z738—2016》确定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标杆管理指标体系和标杆目标选取原则，以长江中下游A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例，阐述标杆管理的应用方法和步骤，由此量化A市与标杆目标之间的差距，分析存在问题并指出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点。研究表明，标杆管理方法可提高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摘要:运用区域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测度江苏省2001—2015年制造业集聚的状态及其演变特征，通过产业重心、区位熵与产值分别测度制造业重心、优势产地与主要产地及其省内转移的过程，且在此基础之上分析江苏省制造业省内转移的机理。研究发现：江苏省制造业集聚状态表现为先集聚后扩散的“倒U型”特征，在集聚与扩散阶段江苏省制造业重心分别在向南与向北转移；制造业优势产地变动较大，多数产业部门的优势产地由苏南转移到了苏北，但主要产地有着较强的“黏性”；制造业产业在集聚阶段的转移强度低于扩散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先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经济转型、承接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政府政策是影响制造业省内转移的4个主要因素。

摘要: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水污染的治理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平衡，而水排污权交易是一种通过经济手段来治理水污染的政策，能够很好地达到两者的协调统一。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水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探索，近年来更是加快了市场建设的步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水排污权制度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未在法律上明确排污权的地位，地方性立法之间缺乏衔接，行政手段过于浓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已非常成熟，为我国的水排污权交易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促进我国水排污权市场的建设，应该从三方面来完善水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其一，在法律上明确有关排污权的相关概念和地位；其二，加强流域内跨行政区域立法工作；其三，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公众参与等相关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