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以来，新冠肺炎大流行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世界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5个“失”：疫情失控、经济失速、政策失灵、民主失范和治理失效。围绕这5个方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展开分析，有助于其他国家肯定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尊重中国的贡献，学习中国的经验，走向全球通力合作，进而挽救世界经济。当前，中国应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稳定根据地，重中之重则是要建立顺畅的物流体系，因为智慧物流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也是未来新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相互连接融通的着眼点。

摘要:大数据基础上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正催生数字形式的“上帝”。《圣经》里是上帝造世，造人是其点睛之笔；现实中则似乎不仅人在造世，而且人在造“神”。随着信息文明,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信息的创构日益凸显，人类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基础上，发展到创构世界。作为两种不同活动的反思，如果把解释世界的哲学称之为“释世哲学”，那么创构世界的哲学则是“造世哲学”。人工智能算法的实践本性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得到更深层次的具体体现，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印证。造世哲学在活动方式、把握方式和总体致思上都有不同于释世哲学的基本特征，这使哲学呈现出释世哲学和造世哲学镜像映射和对称的更完整形态。在智能算法层面，人类面对的问题日益具有整体性，人类活动回归认识和实践一体化，呈现出造世哲学的一体化性质，逐步展开哲学发展的升维前景。

摘要: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业已成为我国外事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科学观点的形成，是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之基、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为文化之源、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为历史之维的建构过程。在理论之基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继承了国家利益观、国际主义思想、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道德和正义原则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在文化之源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科学地把握传统义利关系中“义”“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传统义利思想的超越；在历史之维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发展，实现了义利关系由国内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视域转换。

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在新时代开展的一次主题教育实践，其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深刻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依据这三重逻辑的内在要求，进一步总结和揭示党的主题教育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即主题教育实践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解决党内突出问题；坚持整体教育和重点教育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扩大教育成果；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深刻阐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推进路径，即创新思想教育，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弘扬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淬炼担当作为；建立健全党建长效机制。

摘要:解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元问题”，其根本在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传统本体论表征着人类摆脱自身的无根化、追寻存在根基的终极关怀，它构成了理解解放论的终极追求的思想前提。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与其本体论的演化逻辑是一致的，是在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展现的。正确地认识资本逻辑运动的辩证规律，才能真正抓住马克思解放论的革命性之所在，从作为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生产劳动出发，不断超越现实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生产关系，去构建新的通往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终极道路。

摘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亟需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之中揭示其理论特质。“比较”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特质，突出体现为“比较”语境的开放性、“比较”基础的共通性、“比较”内容的多样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产物，以思想政治教育诸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诸形态的对比性分析和普遍性提炼，不仅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诸形态之间的相互认知、理解和借鉴，也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之道，从根本上为有效解决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存在的思想观念问题提供多元智慧。由此，“比较”不仅构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特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步入全球对话的学术舞台上的一种理论澄明和自我变革观念。

摘要:在嵌入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被俘获”与“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相比传统行业，5G技术对数字创意产业的影响更为突出。基于现有中国5G技术及产业化的部分领先优势，数字创意产业有望成为引领中国新经济实现从“跟跑”到“并跑”最终“领跑”的战略性产业。以5G技术为时代基点，研究5G提升和重构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机理、影响路径、具体表现和作用通道意义重大。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理论分析表明，5G技术的发展将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带来革命性影响，可通过技术创新、价值附加、地位攀升3个阶段式路径实现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提升。以音乐、游戏、创意设计等细分产业为例，详细阐明了5G对数字创意产业施加有利影响的深层机理。为此，中国应该把握5G技术发展红利，从优化审查机制、强化内容创作、建立技术标准、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和加强国际合作等维度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实践，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摘要: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对促进区域绿色转型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绿色发展理论，界定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概念与内涵，在借鉴PSR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循环复相关系数方法筛选构建了包含城市增长绿化度、绿色财富、绿色政策支撑度3个层次共25[JP2]个指标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评。结果显示：2012—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总体波动上升，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绿色财富水平有待提升。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挥区位优势以及改进政绩考核指标等方面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JP]

摘要:国家公园从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土空间管理形式，但在中国要实现其管理目标面临“人、地”约束。为此，可以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态系统3个层面，分别识别国家公园的生态边界、生产边界与管理边界。保护地役权仅限制影响具体保护目标实现的集体土地的利用方式，而避免影响其他收益行为，这一“非占有性”特征使其契合多层面管理模式，因此有望克服“人、地”约束，实现国家公园以生态完整性保护为目标兼顾社区发展的土地利用空间统一管控。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利用空间分析技术，以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以维持群落动态与正向演替为保护目标，分析包括以茶树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区的空间差异化保护需求与管理方式。分析发现不同地形与生物因素下，茶山需要差异化管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层面空间管控的保护地役权制度，能够解决社区土地权属复杂与生计的自然依赖性强等问题，可以打破模式化的功能区划在空间上表现出的完整边界，从而更精准地匹配社区行为与保护需求，统筹协调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实现空间统一管控并进而实现管理目标。

摘要: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对我国大城市养老服务提出了诸多挑战。S市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由于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佳、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以及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主体定位问题，导致该市养老服务供需“脱嵌”。为此，必须引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范式，重塑大城市养老服务主体角色定位：政府应明确引领者、兜底者、建设者之角色定位，聚焦基本养老服务兜底、关注政策制定与调试、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市场应明确有效供给者与开拓者角色定位，瞄准个性化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社会应明确链接者与创新者角色定位，瞄准资源整合与专业服务；家庭应明确购买者与监督者角色定位，瞄准老人的经济资助与所购服务的品质监督。

摘要:当前，我国城市家庭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甚至向后现代过渡的漩涡中，这对家庭结构、家庭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相伴而生。基于位育论，通过对城市家庭关系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化解冲突，即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位育之道：个体—家庭层面上，家庭成员提高修养，家庭成员之间达成契洽；社区层面上，建立社区文化维系机制，加强家庭和谐文化建设；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上为家庭提供价值引领和制度支撑。

摘要:社会救助与“互联网+”的融合是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社会救助主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成本低、网络化、互动灵活性强等优势创新社会救助服务方式，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社会化、精准化和高效率。社会救助制度从应急化范式到民生共享范式的演进过程中，“互联网+”社会救助助力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化识别、救助信息跨部门共享、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社会救助整体性治理，为构建社会救助的民生共享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现载体。然而，“互联网+”社会救助在发展中面临信息弱势群体、共享壁垒、信息安全及准入机制等需求表达、管理与协作、技术、资源等现实困境。因此，应更新社会救助理念，改进贫困识别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破除制度碎片化运行，优化社会救助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救助的制度整合；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目标，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网络服务机制，促进“互联网+”社会救助新发展，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摘要:面对日益被污染的农村，诸多污染治理措施显得力量单薄且系统性弱。以皖南村庄环境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持续跟踪研究，对比污染治理前后的境况，以期找到污染治理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系统。在政府引导性理念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治理产生外在应变系统，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理念与外在应变系统间的稳固链接，需要激活内在支撑系统和互联互通系统这两大结构黑箱，同时，村庄的宗祠、宗族、民俗与村落文化等传统文化力量在内在支撑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和外在应变系统中起着枢纽性功能，如此一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便成了村民集体性事务，村民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经过传统文化渗入、链接、激活和激发，确立了村庄环境污染有效治理的内生路径。

摘要:环境权理论、公共信托理论和私人总检察长理论指引着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拓展的方向。国外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制度演变呈现出拓展与抑制共存的基本方略。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制度存在公民资格缺位、环保组织资格缺乏活力、行政机关资格模糊、检察机关资格明确但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制度实效难以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亟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予以拓展，并最终建立环保组织、生态环境行政机关为主，检察机关为辅，公民直接起诉为补充的多元协调共治的原告主体资格制度，同时亦需设置必要的配套措施，以抑制主体资格范围过宽所带来的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