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自信具有显著的构成性。但这种构成性不是基于文化的结构性，而是基于文化的生成性。基于文化的结构性去理解文化自信，就会导致理解上的认识误区和文化自信教育的实践误区。为避免对文化自信的抽象的或片面的理解，必须不仅从文化结构的特定层面深入文化自信的内部结构，还应当使文化自信的构成问题的认知逻辑，实现由结构性向生成性的转变。从文化的生成性视角看，文化发展进程自信、价值取向自信、创新能力自信、冲突解决能力自信和国际比较自信构成了文化自信的总体，同时它们作为文化自信的五种不同面相呈现出来。文化自信的社会生成，需要经由主导文化的引领力和影响力，巩固文化自信之生成的价值基础；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巩固文化自信之生成的本体论基础；经由知识分子文化先觉和文化自信教育，巩固文化自信之生成的主体基础。

摘要: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就必须要寻求到这一理论活动的逻辑主线。从实践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主线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现代性建构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因此，现代性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提供了不同的现代化方案。革命时期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种革命式的现代化方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逐渐构建出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现代性。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还在生成中。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主题就是着眼于中国道路，从各个维度尤其是价值维度，建构独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

摘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理念，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传承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红色基因传承呈现出如下鲜明特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红色基因在新时代传承的思想内涵；推进伟大革命与进行伟大斗争是红色基因传承在新时代的实践重点；锐意改革、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的推进方略。这些鲜明特色贯穿历史、当下与未来，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红色基因的传承，又体现出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发展，也能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河海大学张闻天陈列馆作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在传承和弘扬张闻天的核心价值理念、发挥红色文化育人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为凸显特色和优势，陈列馆在育人实践方面进行了4个方面探索：从“表面”到“内涵”，深入挖掘张闻天精神的时代意蕴；从“传播”到“激活”，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从“线下”到“线上”，创新教育实践模式；从“校园”到“社会”，依托实践基地拓展对外育人服务功能。张闻天陈列馆的育人实践探索，也为高校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校本资源的社会化、历史资源的时代化、精神资源的实践化提供了参考。

摘要:融资融券制度借助融资融券交易提升股价对于市场信息的响应速度并增强异质性，从而提高股票的定价效率。基于所构建的计量检验模型，利用2010年3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A股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了我国融资融券对于股价响应速度及其异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总体上，两融交易的实施及其逐次扩容能够提升标的股票价格对于市场信息的响应速度，却不能使其异质性显著增强；分工具比较来看，牛市中融券交易对于股价响应速度及异质性的提升效果明显强于融资交易，而在熊市中两者对于股票价格异质性的提升作用均会消失；如果缓解非对称性约束，则尽管融券交易对于股价异质性提升没有帮助，却能进一步增强其响应速度。为此，应持续扩大两融标的范围，加强投资者教育，逐步缓解非对称性约束，从而提高股票市场效率。

摘要: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十三五”时期，中国政府一直坚持通过货币政策精准实现GDP增长与CPI稳定。基于1985—2019年GDP增长率与CPI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2020年CPI目标值，建立了我国GDP与CPI的二次线性型最优控制（LQOC）模型。研究发现，“十三五”时期我国GDP预期平均6.5%增速下的CPI为2.77%。利用该结果，对“十四五”规划期间货币政策最优轨迹进行模拟分析，结果显示，要实现“十四五”时期GDP与CPI的预期目标，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调的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适度宽松，尤其是可以与财政政策积极耦合互动。研究结论有利于提高未来国民经济规划的实现率和精准度，亦能适时完善“十四五”规划的跨周期调节工具体系。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及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阻碍，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共建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突破这些阻碍提供新的路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虽然国际组织参与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联合国系统内全球性国际组织参与相对积极，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参与有限，且部分国际组织对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尚存在疑虑。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组织的目标与宗旨对接不明确，中国在部分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外部政治压力和内部问题等。突破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的困境，要深入、广泛地宣传“一带一路”核心价值观，消除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要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搭建新合作平台，不断寻求国际组织议程与“一带一路”目标的契合点；通过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将国际组织同“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落到实处。

摘要:在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不仅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接轨，还要打造新的全球化“双循环”枢纽节点。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和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企业需要采用新的国际化理念，提升生态位，适应新的发展格局,转变发展理念，优化国际与国内供应链的生态系统，保证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可控，实现可持续发展。“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国际与国内双循环的枢纽机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创新制度化“共生”发展模式。研究企业生态位优化算法是分析“双循环”供应链合作生态系统有效性的方法，针对目前“一带一路”企业供应链合作存在的“孤岛”问题与不足，对企业生态位的重叠度和宽度进行算法优化。通过算法优化与验证，创新国际“双循环”供应链合作新模式，适应国际国内变化新形势，建设“一带一路”供应链的“双循环”生态系统，以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国际国内大循环产业的枢纽节点作用，提升“一带一路”我国产业生态位和企业生态位，从而推动我国“一带一路”产业“双循环”供应链合作生态系统的新发展，形成“一带一路”发展新格局。

摘要:厘清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是降低跨境河流冲突风险的前提。根据国内外跨境河流数据库资料，分析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基于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频次筛选典型河流；对典型河流水量冲突的相关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提取典型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并分析共性因素；利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共性因素进行验证，定量分析水量冲突共性诱致因素的影响力。研究发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水文条件对水量冲突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水文条件与水量冲突呈现负相关性，而政治外交关系和约束体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摘要:健康老龄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开展新时代医养结合模式治理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具体方略，其基点在于全面廓清独具中国特色的医养结合概念。焦点在于依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和供需分析方法，解构当下医养结合服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要点在于顶层政策概念设计与基层试点探索有机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推进新时代中国医养结合模式治理现代化

摘要:从虚拟价值视角出发，着眼于智慧医养护大数据增值，搭建了智慧医养护大数据平台，并基于该平台构建了智慧医养护一体化5I模式。5I模式是一种以智能设备（Intelligent devices）为依托、以信息（Information）为载体、以整合（Integrate）为处理手段、以个性化（Individualized）与即时化（Immediate）为服务目标的智慧医养护一体化养老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使服务需求主体（老年群体）、服务供给主体（社区、医院、护理院）、服务责任主体（政府、老人子女）都能及时获取完整的智慧医养护数据，并基于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提供给老年群体快速精准的智慧医养护一体化服务，并建立完善的全周期监管服务体系。此外，从内外部详尽分析了5I模式的保障机制，以期实现智慧医养护一体化服务产业化，从而解决我国的养老诉求。

摘要:第三部门存在的志愿失灵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消除志愿失灵议题上，现有研究聚焦于三部门合作的解决方案，未能区分“失灵”的不同场景，更无法回应和解释经典理论与现实经验之间的悖论。在萨拉蒙提出的志愿失灵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第三部门抗击疫情的行动分析，探讨互联网对志愿失灵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置于公共危机的特定场景，任务的时效性和复杂性会导致跨部门之间合作变得异常困难，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有利于第三部门扩充慈善资源，扩大服务覆盖面，消除家长制作风和提升服务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志愿失灵，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志愿失灵的既有研究成果，还从实践角度分析了互联网+慈善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意涵。

摘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未来的发展趋势将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当前，绝对贫困治理重心已转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社会救助体系发展处于救助需求承接、资源优化整合和扩容增幅的过渡期，尚存在“瞄不准”“接不上”“不主动”等供需错位问题。对此，可以根据群体特征和需求差异对社会救助体系进行纵向分层和横向分类设计，将低保群体、特困人员、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贫困群体和遭遇急难群体划入“三圈层”救助体系，实施精准化分类管理，并尝试设计社会救助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衔接的体系联动机制，以期助推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