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23(6):1-6.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1
摘要:马克思哲学突破以往的批判理论,在“实践”的社会空间与历史时间中考察人与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批判性思维的范式转换。这一范式转换标志着哲学批判性思维及其问题意识的全面转向,完成了哲学聚焦的对象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与精神世界统一”的场域转换,实现了哲学关注的主体从“片面、个别或抽象的人”到“普遍具体实践的人”的现实复归。马克思哲学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批判理论演进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其内含的“客观实践性”“问题链的生长性”以及“价值关怀性”的精神特质,是进一步推动时代理论创新和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切力量。
2021, 23(6):7-13.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2
摘要:黑格尔的现实观认为国家是现实的一种形式,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依照它的合理的本质,市民社会中“私利”与“公善”的矛盾能够在遵循国家的普遍性中得到解决。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性超越体现在将“现实”从国家理念中拯救出来并转入市民社会的现实,形成对“现实”的总体看法和对现实矛盾的解决。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现实,对革命的实践而言,一切现实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短暂性持存,现实的矛盾正是在这一实践中得到解决。实践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要求就在于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现实就是实践正在生成的现实及其发展过程。不断自我否定的、指向未来的社会实践,要求在不断改变现存历史的实践中积极探寻更高的现实,即共产主义的现实。
2021, 23(6):14-21.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3
摘要: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步骤和主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统筹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将文化强国建设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中,不仅对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从战略上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了以建设文化强国为总体性目标,以主流意识形态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民族道德素质的提升、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以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一整套严密的文化强国战略体系,并不断把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设计转化为具体的实施策略,具体实践指向文化创新、培育文化主体、发展文化产业体系、提升党的文化领导能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推进文化中国建设等方面,为实现文化强国制定了具体的实践方案,推动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的新发展。
2021, 23(6):22-27.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4
摘要: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建构具有时代紧迫性。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话语系统的影响,发现自然语言有代替人工语言之趋势,新媒介技术改变了传统话语传播模式,数字化知识体系重构了话语内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面临着虚拟交往带来的话语主体异化风险、信息过载带来的优质话语生产困难、互动性带来的主流媒体话语引导权消解等问题。因此,需要建构具备数字思维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主体,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优质话语的数字化生产和传播,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中国特色”价值,从而契合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体系。
2021, 23(6):28-36.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5
摘要:乡村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紧密关联,综合时代变迁、实践困顿及条件支撑等因素观之,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各地较具代表性的实践案例分析,认为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决策依据维度、权力运行维度、治理架构维度、治理效能维度,通过提升乡村治理的前瞻化水平、精细化水平、系统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塑造乡村源头治理、精准治理、开放治理、融合治理的模式。目前在思维理念转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壁垒消除与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大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还存在一定阻滞因素,可从治理思维更迭与人才队伍构筑、信息基础设施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安全风险消弭、外部资源植入与内生力量培育相融合等方面进行优化,以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美好愿景的实现。
2021, 23(6):37-43.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6
摘要: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掌握大数据处理能力,并日益深度介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跨界治理之中。大数据技术使得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跨界治理的伦理价值目标与手段发生改变。然而,大数据为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跨界治理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导致了道德责任缺失、诚信意识错位、主体道德冲突等一系列伦理失范现象。在对跨界治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伦理缺失现象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伦理失范的原因,并提出了重建跨界伦理秩序的人本式治理、合作式治理、共享式治理的实践模式建议。
2021, 23(6):44-53.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7
摘要:为研究我国政府数据治理的理论支撑和实施路径,基于物理[CD*2]事理[CD*2]人理(WSR)方法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政府数据治理案例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数据治理受到物理维度,事理维度,人理维度的综合影响,其中物理维度和事理维度发挥了核心作用;政府的数据治理转型过程可分为物理导向型、事理导向型、人事结合型和三理并举型,4种组态的核心条件侧重点不同,辅助条件作用不一;由于路径类型的不同,我国政府数据治理模式也就具有创新性、复杂性、可比性和协调性的新时代特点;为建设符合数据治理需求的数字化政府主体,可以从基建保障、体制引导和人民至上三方面来加快政府数据治理的实际应用。
2021, 23(6):54-61.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8
摘要:基于中国2009—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究本土产业集聚模式、FDI流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在整体、不同区域与不同城市规模下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表明:FDI流入能够显著地提升城市的创新水平;两种集聚模式中,专业化产业集聚的创新外溢效应更为显著,但呈现抑制性溢出;在与FDI的交互作用中,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更大;多样化集聚模式在东部城市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而两种集聚模式在中西部城市均不能显著提高城市创新绩效;多样化集聚能够提升小城市的创新能力,而FDI流入和专业化集聚的交互作用对于大城市而言有抑制作用。
2021, 23(6):62-69.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09
摘要: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 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021, 23(6):70-76.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10
摘要: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用差分回归模型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人口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说,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的集聚;这种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随着时间推移,早期高铁开通城市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略呈倒U形变化。在高铁网配套建设中既要注意空间均衡投资、实现高铁网对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和人口合理分布的规划引导作用,也要注意短期内高铁开通引起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避免低效率投资。
2021, 23(6):77-84.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11
摘要:在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下,科学有效地评估我国区域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完善当前治水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全要素分析框架,将水足迹纳入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Shephard水资源距离函数,结合SFA模型测度了我国2003—2018年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结果表明:我国水足迹总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在2010年后增长趋势逐渐放缓,区域间水足迹平均值和年均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具有东高西低特征,全国及东、中、西部均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形变化趋势,呈现从西北向东南地区逐步提升趋势;环境规制与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呈现U形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用水结构对我国全要素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则具有负向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21, 23(6):85-93.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12
摘要:目前国内仍没有其他更可靠的数据可以挑战在疫情常态化管控、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与大数据技术背景下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可靠性。对比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发现2011—2019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对某些人口数据的估计存在较大偏差,严重低估了中国迁移流动人口规模与城镇化水平。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未见减缓,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并导致半城镇化现象愈演愈烈。由于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以及被长期低估,导致公共资源错配和对落户群体不公等系列问题。因此,应审视中国城镇化发展、流动人口规模扩大与市辖区人户分离愈演愈烈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2021, 23(6):94-101.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13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持续走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爆发性增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环境资源保护密切相关,环境风险必然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与此同时,东道国基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利益权衡,将会对外来投资企业设立一系列的环境门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在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责任、环境税款征缴、环境纠纷化解和环境修复补偿等方面遭遇巨大的环境风险。为践行生态经济的对外投资理念,中国企业应通过严格执行环境质量标准、改进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拟定危险物管理计划、选择高效投融资模式、营造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架构和组构环境修复联动机制等方式积极主动化解环境风险,实现绿色投资。
2021, 23(6):102-108. DOI: 10.3876/j.issn.1671-4970.2021.06.014
摘要:污染源监测数据反映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以及排污对企业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同时也是行政机关进行环境监督管理、环境案件中司法机关认定当事人是否违法排污的关键证据。而在实践中,由于监测机构与监测人员资质问题、监管不力导致监测数据造假严重以及监测数据作为孤证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等原因,导致污染源监测数据在作为认定企业违法排污证据时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因此,要充分发挥污染源监测数据的证据效力,需要完善立法,在立法中明确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规范,实现对污染源环境监测的全过程监管,同时加大对污染源监测数据造假行为的惩罚力度,使污染源监测数据更好地为行政机关管理企业排污行为以及司法机关处理环境案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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