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推动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如何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类型细分,并探索其有效增收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劳动视角进一步探源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困境发现,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内部“共享”机制、人口生物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综合影响农村人口“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造成了部分群体收入低的现状；单一的劳动技能视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收问题,必须促进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劳动对象的结合,在授人以渔的同时,还要确保他们有“捕鱼机会”。基于“劳动技能-劳动条件”结合情况,农村低收入人口类型可以划分为技能不足型、条件不足型以及技能与条件不足型共3种。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在基本保障方面要建设关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保护网,维持基本收入；在能力建设方面要构建基础性和专业性技能并重的人力资本增量体系,促进持续增收；在资产建设方面要实现规模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和谐共进,释放增收潜力；在优化组合方面要实施劳动技能与劳动条件以强带弱的策略,形成增收合力。

摘要:乡村创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和实际切入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创造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不仅成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样本,还为我国乡村创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乡村情境是与创业活动紧密交互且不可剥离的要素,是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焦点。通过梳理全球乡村创业研究脉络发现,异质性情境决定了乡村创业研究的侧重点,使不同区域开展的研究呈现发展不平衡且碎片化的特征。为推进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内生理论发展,通过紧扣乡村创业活动与情境的互动这一核心特征,在梳理多维情境中乡村创业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情境下开展乡村创业研究的综合框架。该框架遵循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通过审视乡村情境各维度蕴含的资源,分析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强调最契合动态嵌入模式的选择。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中,该嵌入模式的动态特征决定了乡村创业实现路径会不断演化甚至有双元嵌入融合的可能。结论进一步厘清了乡村创业的理论边界,有助于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发展,表明在学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时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当地乡村情境为核心,合理编排相适配的资源,选择恰当的嵌入模式以促进当地产业有序、良性发展。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技术快速发展与政策滞后的挑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政策改革。通过对东部Z省乡村的近距离观察,以实地田野为主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和“数治”,以及技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有效协同逻辑。从技术与政策的张力出发,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技术主导导致政策无法及时适应,形成“数字嵌入失衡”,政策滞后限制了技术的发挥；在操作层面,管理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进度与实效的平衡成为关键问题。由此,提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强调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政府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以及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形态,正经历着不断迭代的阶段,为更好地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机遇,需要关注乡村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政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要强调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的有效融合,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需要充分考虑技术与政策的协同演变,政府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亦至关重要。

摘要: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追求,民主包含“立善政”与“谋善治”两层核心叙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功能的深层蕴涵,也是中国政治实现由“善政”到“善治”转进的逻辑必然。然而,民主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不是自动产生的。在现实场域中,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表现为:基于本国历史与现实,以完备的制度结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创制性的制度潜能确证治理合法性,为释放治理效能奠基；以突出的绩效优势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积极性与认同度,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保障；以科学的决策设计吸纳人民意见,保障人民利益、人民参与和人民评价,提升治理聚合力；以高效的责任执行敦促政府尽责、落实回应与问责机制,深化党和政府的责任意识,塑造治理权威性。未来,优化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要在上下贯通、左右兼顾、内外联动中寻求调适、升级,即构建“点-面-链-架-体”的系统化治理模式,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点,以多元协同为扩充面,进一步构建治理传播链、完善治理制度架,最终联通内外,打造治理共同体,促进各治理要素发挥合力效应,持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解决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要: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摘要:舆论场是意识形态激荡的主要场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舆论被嵌入作为整体社会力量的资本的运作规划,而资本天生逐利性背后的思维逻辑、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日益深刻地影响着舆论走势,促发资本与舆论由应然状态下的互动转向实然状态下的博弈,解构并重塑了传统的传播格局。资本与舆论的博弈成为当前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现实景观,这是时代变迁带来的传播转型,更是推动舆论顺势识变、因势求变、乘势驭变的重要机遇。通过对个体间的博弈策略分析,构建博弈矩阵模型,从博弈论视角透视资本与舆论博弈的潜在风险:资本意志的渗透,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削弱；资本私利与公共利益对抗,导致媒介公共性异化；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合谋催生的泛娱乐化,导致公共理性隐匿。面对愈加智能化、隐蔽化的资本影响,需要规范资本准入体系,权衡舆论场资本布局；优化资本伦理秩序,创造抵制私利导向的舆论生态；深化技术善治,引导公众回归价值理性本真。这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在舆论场健康发展、成为舆论场的有益参与力量,是不断淬炼新时代的舆论张力,实现舆论对国家向心力、凝聚力、认同力正向构建及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效维护的治理思路和方法依循。

摘要: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个人”推进,从面向人的需要深化至面向个体需要,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亟需探讨的重要议题。面向个体需要既不等同于迎合个体需要,也并非推崇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向个体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贯彻和发展,凸显了人的个体向度,从目标、内容、方法3个维度呈现出丰富蕴含。它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以满足并引导个体精神需要为核心内容,以“现实的个人”及其需要为实践起点。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思想政治教育面向个体需要是规律性、时代性与针对性的统一,既是遵循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的应然需求,也是破解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化困境的实然诉求,更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供需契合、结构优化、人民至上,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向个体需要的内在规定。为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需要的积极面向,进而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亲和力的同时,真正做到将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一要精准把脉个体需要图景,增强要素供给适配度；二要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个体需要层次性；三要助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贯彻“一个不能少”。

摘要: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摘要: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摘要:在金融强国目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数字金融平台快速兴起并将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传统金融行业。数字金融平台是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的融合产物,其通过输出技术或提供场景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活动,具有天然的技术偏好与金融属性,有效促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与普惠性。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发现,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数字金融平台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或测不准(算法黑箱),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太大不能倒、太多不能倒、太强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并在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与监管端)形成了算法黑箱风险:算法黑箱具有平台迷雾风险,阻碍平台端的稳定发展；算法黑箱具有技术遮蔽风险,加剧用户端的风险缺陷；算法黑箱具有监管真空风险,制约监管端的公权治理。因此,为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防范化解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性风险,基于三方控制理论与国际算法黑箱风险的系统治理经验,我国应当从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监管端)构建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摘要:在创新活动与融资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资本的特征与属性成为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重要因素。理论层面,将具有长期导向和治理作用的股权与债权置于“耐心资本”框架下,分析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提出“耐心”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与监督治理作用,而“效率”是对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两者能够兼容,即长期导向能够促进效率提升。实证层面,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耐心资本有效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并且相较于建构创新,耐心资本更能促进高价值、高风险的模块创新。其次,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缓解委托代理冲突,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再次,数字经济在耐心资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更能增强战略型股权的促进作用。最后,耐心资本更能促进市场势力较弱、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如下:积极培育耐心资本,充分发挥耐心资本在降低信息摩擦、优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全面发展数字经济,为耐心资本参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治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有效的工具；引导不同类型的耐心资本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市场结构的制造业企业有效匹配。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中国环境政策议程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基于修正多源流理论后所构建的“二阶耦合”分析框架,梳理河长制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环境政策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过程,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阶段,以无锡河长制为代表的政策创新暂时缓解了地方层面的水环境治理难题,但就全国而言,河长制所涉及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只是达成了多元的局部耦合,因此其依旧停留在地方扩散和探索阶段。虽然如此,河长制的一阶局部耦合也赢得了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驱动了国家议程设置。第二阶段,全国不同情境下的水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流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持续的地方探索和央地互动促使政策流实现根本性重构,加之中央政策倡导者的积极行动,从而促使三流完全耦合,河长制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开始面向全国推广。由于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元情境性的特征,河长制案例所示的“二阶耦合”体现了“松散耦合”的理论价值,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弹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摘要:探究中国现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特征与不足,可为我国将来的政策制定及体系优化提供参考。以2006年2月至2022年12月中央和地方发布的143份有效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政策工具-目标领域-政策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模型。结合统计学方法、结构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别探究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的演进历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领域、政策主体、政策力度等内容特征。结果表明,在“双碳”目标导向下,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正在展开布局,战略目标逐步明晰,但仍然存在专项政策缺位、政策工具结构分布不均衡、政策主体合作联系密度不高、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流程技术标准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未来应当强化政策力度,构建面向碳中和目标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专项政策；高效配置多元政策工具,构建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模式；完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