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确立人工智能优先发展战略,全面布局技术突破、产业培育与应用场景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与获得了日益增多的全球竞争优势,抢占未来发展先机。文献计量分析显示,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是发展、技术、建设、创新、服务等；内容分析显示,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布基本均衡,政府部门与企业、科研院所等政策执行主体被明确界定了引领发展的使命任务,产业体系、技术人才、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政策目标；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政策工具、主体和目标三者的协同性达到了高水平,但对社区等政策主体、创新平台等政策目标、公共购买等政策工具的重视不足。关于未来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优化的重点,建议如下:增强知识产权、公共购买等政策工具,重视社区、行业组织等政策主体,丰富创新平台、共建共享等政策目标,增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全球竞争力,提升嵌入型风险识别防范能力,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利益分配公平机制。

摘要: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供需错位严重影响供给效率,精准供给已成为完善供给体系的必由之路。供需双方注意力的不断嵌入使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实现精准供给成为可能,但精准化理念下的智慧居家养老供给体系建设在注意力嵌入、加工、同步和交换方面对供需双方注意力系统提出更高要求。经历初步探索期、综合推进期和巩固夯实期等发展阶段后,德国智慧居家养老领域已初步形成了多主体混合筹资、政企社多元供给、政府双环节监管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混合供给模式。此模式下,德国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条例、完善法定保险、资助技术开发、开展老年数字教育等一系列措施,在推动供需注意力嵌入、引导供给决策加工、提升注意力交换效率等方面均有所进展,但也存在供方注意力配置优化不足、供需注意力交换效率低下等问题。尽管中德国情有异,但德国的有益实践仍能为我国智慧居家养老领域解决“供需错位”难题提供启发。以德为镜,我国在推进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精准供给过程中应着力建立引导注意力加工的法律支撑体系、加强推动注意力嵌入的要素支持力度、健全注意力高效运行的经济保障机制、搭建注意力高度同步的协同供给机制等。

摘要:老龄化与数字化成为当今中国的两大特点,老年群体如何适应并融入数字社会是积极老龄化的重点之一。现实表明,当政策落地与技术创新的长时性与复杂性需要充分条件增效,且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滞后甚至消失时,朋辈效应的发挥将成为无法忽视的数字支持,其本身的主动性、普遍性和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地促进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关注老年群体受朋辈效应驱动,在数字融入进程中完成数字角色的重构与迭代,个体在环境、工具和人际的多重作用下完成数字融入的蜕变过程。为全面挖掘朋辈效应推动数字融入的潜力,构建“动机触发-互助路径-作用机制”综合分析框架以观察和理解老年群体在融入过程中的行为模式,通过参与式案例观测厘清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三重互构路径“动机嵌入-场景整合-行动扩散”,并进一步深入揭示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进程中以朋辈互助为核心,由具有融入共识和合作行动的多元互动关系凝聚而成,三维一体的“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的互构支持型的融入持续循环机制,揭示“数字贫困者”数字脱贫的行为逻辑,深入挖掘动态演化的形成机理,由此从现实维度切入提供不同层面的建议对策,以期从新角度解答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问题。

摘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价值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人民的主体向度出发理解、弘扬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指导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实践性和超越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主体性具有三重维度:在世界维度,推动各国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追求国际秩序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理想,坚持全球治理民主与自由的共同追求；在国家维度,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国家道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国家制度,推进民主与自由的国家治理；在个人维度,构建和平与发展的人权保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培育民主与自由的主体意识与价值实现。进一步探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逻辑是人类历史中自然生发的主体间通过交往、合作、共享共同创造价值客体的过程,价值实现又反过来培育价值主体,增强主体间共生、共通、共识的能力与水平。首先,破解“文明冲突论”,走向和谐、有序、规范的共生状态；其次,打破文明间隔阂,创造情感共鸣、身份认同、价值契合的共通状态；最后,通过共同实践生成价值共识,进一步凝聚为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在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各国、各民族以主体性精神弘扬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愈发凸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价值依循。

摘要:空间是生产力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意蕴。一定的空间场所、人的空间利益需要以及空间交往合作,人才、产业与技术的空间聚集,生产力结构要素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创新发展以及在空间的协同融合,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起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生态空间的优化为基础的,这就要求在科学利用资本基础上坚持生态正义,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转型,在坚持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中破解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积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谐统一。生产空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质生产力是以生产空间变革为关注焦点的。生产空间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在遵循社会生产空间发展的规律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创造出了一个符合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空间,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超越。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进行生活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终观照人的现实生活,其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价值指向。新质生产力在破解人的生活难题、拓展人的物质生活空间和精神生活空间以及提升人的生活品质中不断彰显自身的价值意蕴。

摘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的核心在于促进科技、产业、资本、人才等要素的集聚与互动,这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创新链效能、完善产业链布局、优化资金链生态、建强人才链质量,推动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集聚配置,对于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四链”融合角度来看,现阶段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现实约束:创新链整体效能较低、产业链不稳固、资金链流动性不足、人才链建设较为薄弱,且“四链”协同互补态势尚待形成。未来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通过更加开放的市场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提升创新链的整体效能；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优化产业链布局,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和韧性；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资金链生态,提升资金链流动的畅通性；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完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提高人才链建设质量；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各自升级与彼此融合,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

摘要: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摘要:营造包容性空间,构建包容性社会,加快推进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Q社区的空间营造案例,从社区空间营造策略的视角出发,剖析国际化社区如何营造包容性空间。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基于中国居民与外籍人士的空间服务需求,运用多元参与、互动协商、文化治理等软性手段,通过建设人与居住地、社会、自然相融合的表征的包容性空间,组织温度、服务与文化协同相融的包容性空间的实践,构筑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包容性空间的表征等方式营造包容性空间。在营造包容性空间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空间营造行动的关键策略是采用“分型管理、内育外引”的主体包容策略、“内外兼修、空间包容”的技术包容策略、“多元网格、协商自治”的制度包容策略及“制度共融、成果共享”的结果包容策略,其根本目标在于打造国际化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包容性空间的治理技术对优化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再造国际化社区秩序有积极效应,但亦潜藏多主体协同失序、政社关系掣肘、族群关系区隔、文化不稳定及包容性制度偏差等失灵风险。因此,基层政府需厚植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机制、经营包容性空间的“适度性”,以利于国际化社区善治目标的实现。

摘要: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应用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不仅能有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性、强协同性和可衍生性等特质,从用户汇聚到数据汇聚的转变,数据已成为维系数字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基本要素。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生产要素的单一赋能作用,数据要素通过牵引科技创新、改造生产制造、促使协同融合、实现数据共享发挥其乘数效应,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所倍增的数据要素供给效力,成为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支撑机制。从整体性思路与系统性逻辑维度看,需构建整体架构以发挥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而数据要素的加入,尤其依赖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发挥的内在机理,能够驱动科技创新、智能化生产、产业链协同及决策优化,进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框架,能够有效推动技术革命性创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从而能够加速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确保数据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充分涌现,需提升数据要素供给水平、同步数据要素基础设施、明确数据要素产权归属、保障数据要素合规运行。

摘要: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发展绿色贸易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绿色贸易的代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主要成员,全程参与了《环境产品协定》谈判并积极发展环境产品进口贸易,环境产品进口呈现规模先增后减、结构不平衡、市场相对固定等特点。结合Grossman和Krueger的贸易与环境经典理论以及Antweiler等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层面阐释环境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机制,并选取我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实证层面考察环境产品进口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环境产品进口可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产品进口的规模效应增加了企业烟粉尘排放量,而技术效应降低了烟粉尘排放量,结构效应不显著。二是在环境产品细分中,资源管理类产品和清洁技术与产品的进口对企业烟粉尘排放量的减少作用明显,而污染管理类产品对于环境改善作用不显著。三是环境产品进口额的增加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高污染行业烟粉尘排放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民营企业和非高污染行业没有显著影响。鉴于此,建议建设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和制度体系；坚持高水平“引进来”,实施进口差异化战略；发挥好对外开放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加快培育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营商环境；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转型立足于产业发展现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解释和处理产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体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底层逻辑,基于新结构环境经济学视角,围绕产业发展方式偏离比较优势原则所造成的环境结构扭曲现象,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绿色技术选择指数概念以识别环境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偏离程度,剖析产业污染与自生能力的内生和传导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采用2007—2021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偏离将导致产业自生能力缺失和污染加剧,引发环境结构扭曲；环境要素相较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偏离造成的扭曲程度更严重；新结构环境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生产要素投入,重新定义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更加适配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需求；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扭曲,在环境规制和产业存续的压力下进退两难。为了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路径的构建需从环境要素禀赋出发,政企携手通过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内生最优结构,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