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三农”工作重心已全面转移至乡村振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金融先行,农村普惠保险在政府政策性支持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可为农业、农民、农村提供合理有效的风险保障。基于农村普惠保险服务乡村振兴的机制分析,通过走访调研江苏省4家保险公司,分别从服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共5个方面凝练了农村普惠保险的具体创新举措。在此基础上,测度江苏省13个市的乡村振兴水平发现,各市的乡村振兴水平都稳步提升且差距明显缩小。进一步利用系统GMM回归方法检验发现,农村普惠保险发展对江苏省乡村振兴的整体影响显著为正,但对5个维度的具体影响不一,其中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影响最为明显,对其余3个维度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普惠保险服务好江苏省乡村振兴的5条未来路径:控制农业生产风险稳定农民收入、缓解农村产业融资约束助力产业升级、提升农民生活保障服务乡村民生、设计绿色保险产品和机制实现绿色生态发展、参与农村治理提升乡风文明。

摘要:人口老龄化和城乡人口倒置的加深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在家庭养老照护功能减弱的情况下,对农村养老机构实行公建民营改制是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体系的重要举措。然而,农村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制虽拓宽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渠道,但实际也遭遇了政策初衷扭曲、实践效果不佳等诸多瓶颈。研究发现,对改制主体权责关系的讨论是解决改制瓶颈的关键。通过福利多元主义中“多元福利主体”和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治理”这两个概念,构建“多元主体识别-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主体协同”的分析框架,探讨农村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制的可能前提和可为进路。中部某省A县的改制实践表明,对多元主体的权责厘清是实施改制的前提条件,而多元主体本身各持逻辑则是导致改制困境的根源,具体表现为政策内卷导致的县民政局越位管理、科层逻辑导致的乡镇政府工作缺位、过度依赖导致的市场主体目标偏离和生活理性导致的机构院长经验欠缺等。为此,要确保县民政局把握导向不越位、重塑乡镇政府监督和沟通责任、明确市场配置作用和产品定位以及完善院长角色定位和能力提升,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发展,以期达成农村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制的初衷和目标,完善农村机构养老建设体系,为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多样态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同中国城乡发展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指导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看,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质。就其内涵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二是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既不是要求“城乡均质化”,也不是推动“乡村城市化”,更不是“消灭村庄”,而是在尊重城乡差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留乡村特色风貌,让秀美乡村和现代城市交相辉映,共同构建城乡生命共同体,实现城乡共生共荣。就其特质而言,城乡融合发展体现在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中,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现阶段,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多措并举,持续发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摘要: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是农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全国调研经验,从党建功能的角度建构政治化建设和组织化行动二维分析视角,将农村基层党建分为形式化党建、悬浮化党建、内卷化党建和组织化党建等四种类型,并分析了每种党建类型的表现、分布和成因。强政治化建设力度与强组织化行动能力特征的组织化党建,是农村基层党建现代化转型的方向。“一领三治”的政治结构为组织化党建提供了政治条件,组织化党建能够对基层公共权力进行再配置,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还赋予了基层社会以政治活力。分配型动员行动需求为组织化党建提供了时代条件,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对资源的分配形成规则认同聚合和集体行动共识,实现对农民的“再政治化”。“群众路线”理论话语的鼎新为农村基层党建的转型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组织化党建语境中的群众路线有新的理论内涵。迈向组织化党建,需要以事务为线索、以群众路线为价值贯穿政治组织与组织社会,需要在功能上把下乡资源延伸为治理能力,需要将中央统合的总体性要求转化为地方的技术性实践,尊重农村基层党建的适配性与创造性。

摘要:“第二个结合”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逻辑,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命题。理解这一命题,需要明确中国共产党是“第二个结合”思想理论和行动实践的推进主体,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的信仰并最终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实践,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既内在包含了前提、条件、结果的双向互动,呈现了从形式、内容到意义的演进发展,也深刻彰显了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第二个结合”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好、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把“六个必须坚持”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摘要:“新国潮”作为一股席卷当代社会的文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赢得大众的广泛青睐与共鸣,其本质是社会对传统文化精髓进行传承发展的一种创新呈现方式。新时代,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消费模式的革新、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以及网络媒介的蓬勃发展和传播等内在机制形成并助推了“新国潮”的突破和扩展。一方面,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新国潮”以其“复古”“复兴”的特质在社会文化中独树一帜；另一方面,在网络传播的背景下,“新国潮”从小众化向大众化乃至全球化拓展,成为具有前沿审美和新潮理念、彰显中国自信和世界视野的文化潮流。“新国潮”的内容元素丰富且发展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其传播形式创新了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方法,文化叙事策略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建构和传播,展现出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义。借助“新国潮”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在深挖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内涵的基础上重视社会大众的力量,可通过思想、方式、对象、技术等方面的精准着力,使“新国潮”散发出持续不断的生命力和精神面貌,进而点燃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沸点”,提升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文化主体、文化教育、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等层面均体现出了重大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江苏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在文化主体领域,江苏通过开展各类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启动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彰显着文化建设的人民立场、本土特色和体制优势；在文化教育领域,江苏在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普及党的创新理论和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文化建设领域,江苏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向好总体态势持续巩固,有力构筑媒体深度融合新优势,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了示范效应；在文化交流领域,江苏在“引进来”的实践中展现了世界多彩文化魅力,在“走出去”的实践中讲好“精彩江苏”故事,并在文化交流的实践中推动文明互鉴。为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实现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两个文化场域的同向发力,以历史、理论和现实视野审思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贯彻理路,并发挥各主体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上的合力作用,助力江苏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地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展示地。

摘要: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外在嵌入型资源,在基层治理中具有纾解困境的潜力,但其应用并非尽善尽美,可能存在与基层治理场景难以深度契合的情况并滋生数字悬浮现象。此类现象表现为数字技术悬浮于基层工作、治理主体、群众诉求和治理过程之上,并由此引发包括增加治理主体的数字负担、浪费治理资源、数字治理内卷化和数字形式主义等在内的诸多困境。数字悬浮的产生在于:基层治理结构的科层化导致了管理模式僵硬,不利于灵活应用数字技术；诸多数字治理工具未能充分考虑基层实际需求,其在实践中难以发挥预期效果；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的数字素养不足,缺乏必要技能和知识来有效利用数字工具；传统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阻碍了新技术的深度嵌入。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基于“结构-工具-主客体-方式”的去悬浮化路径进行优化: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减少科层化带来的僵硬性；开发契合基层实际需求的数字治理工具；通过培训和教育提升治理主体和客体的数字素养；革新治理方式,建立更加高效、灵活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学的方法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促进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更深度的融合,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赋能工具。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发展和管理机制。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开展,以ChatGPT、Sora、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AIGC将逐步实现商业化落地,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质态。然而,AIGC在提高人们生产力与创造力的同时,亦引发了诸多数据风险。基于其技术原理,可将这些风险阶段化划分为数据非法获取风险、数据安全风险、不良内容生成风险。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敏捷治理是对彼时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等传统治理模式的省思与超越,将其嵌入AIGC治理,AIGC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工具等方面都将有新的内涵特性。AIGC适用敏捷治理,既是顺应智能革命的趋势、贯彻科技向善的要求,亦能摆脱传统治理困境,而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引亦为其适用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在敏捷治理的引导下,应贯彻风险预防原则,加强数据风险应对机制；强化算法解释权,构建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完善应用生成机制,推进技术融通型法治,以有效纾解AIGC数据风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摘要: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创造更大公共价值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由技术辅助逐渐演化为技术主导,这在社会治理决策、行为和系统建设中产生了技术依赖现象,即智能决策替代治理主体决策、技术行为替代治理主体行为和平台建设替代结构流程优化。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包括政府公权力系统被侵蚀、治理过程的伦理原则与程序的失效以及治理结果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些伦理风险既阻碍了数字治理对公共价值的创造,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应从数据信息、治理决策、治理系统等数字治理流程中的3个关键变量着手,厘清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边界,探索优化数字治理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控制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准入和流出以推进治理公平、优化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合理分工以彰显公共价值、推动数字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建以明确治理责任归属等。通过规制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治理创造更多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为金融发展的新业态,融合了数字性和普惠性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抓手,值得高度关注。利用2013—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发展与共享的核心内涵构建的指标体系测度了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进行了检验。基准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这种效应在城市群地区更加明显,在缓解内生性、变换样本、调整变量及更换实证模型重新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内部主要通过降低来自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的交易成本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在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群、东部城市群更加明显。分维度回归揭示,城市群政策主要激活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最后,从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城市群建设、结合城市群发展特征制定政策、激活金融行业数据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效应的有效路径。

摘要:智慧城市建设是未来我国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现阶段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将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相结合,从资本、人、技术、空间建构智慧城市要素指标,阐释智力资本通过人力素质、智力产出、科技投入、开放水平四大方式促进智慧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构建生产函数模型,运用长江经济带2002—2022年面板数据分析11个核心城市智力资本对智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智慧城市的未来发展存在共性与特性,长江经济带智力资本的集聚对智慧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分解要素对不同区域及不同级别智慧城市的经济增长作用呈异质性,而开放水平是现阶段最为重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长江经济带智慧城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从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化转型要素集聚等方面入手,实施不同区域、不同等级城市分类指导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以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需要为导向,聚焦智力产出的市场转化,发挥智力资本的影响推动作用；推进智力资本各要素的有效整合,加强“技术+人本”互嵌,促进数据要素跨域流通。

摘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赋能供应链韧性继而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从供应链韧性视角出发,基于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大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效果尤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通过提高供应链效率和增强供应链话语权这两大路径,数字化转型有效锻造了企业供应链的韧性,进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同时为企业因地制宜地通过数字化转型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提供了实践指导和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