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确保其顺利推进的坚实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聚焦强化党的领导、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任务,使党的建设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执行力不断提高。通过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将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全过程和各方面,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根本保证；通过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具体制度安排,构成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通过坚持根除“四风”顽疾、推进作风建设长效化,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改进创新反腐工作,强化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持续优化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新征程,要持续强化实干导向,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坚持主题教育常态化,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扛起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责任担当,更好引领保障“中国之治”。

摘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基本价值追求。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可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价值导向4个维度着手:一是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劳动者的素质,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劳动者的思想品德素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劳动者的创新创造能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劳动者的精益求精精神；二是以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劳动资料的技术含量,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劳动资料技术含量的原创性、高端性和前瞻性；三是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通过创新企业主导型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创新要素产权制度体系和创新企业组织管理架构健全劳动对象的范围领域；四是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筑牢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这是新时代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塑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的应然路径和时代要求。

摘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各国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政府治理创新与国家认同之间双向耦合驱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国家的发展进步。分析政府治理创新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的逻辑理路可以发现,我国政府治理创新面临着信息透明度、文化多样性、经济发展不均、数字技术变革等多重治理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政府治理创新是衡量其成效的重要维度,新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驱动机制多元,涵盖政策和法规激励驱动、经济和财务激励驱动、文化和教育推广驱动等方面,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促进国家认同的动力系统,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建设与巩固。通过整合这些创新机制,政府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当下的治理挑战,还能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政府治理创新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反映了我国在应对内外挑战时的战略思考,也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路径,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深化治理创新,将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摘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与社会伦理具有密切联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伦理建构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伦理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合乎价值目标的建构,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和行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建构具有自身的社会伦理精神、社会伦理功能、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伦理发展,这4个方面“四位一体”地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体系。具体而言,社会伦理精神由善治、应然和认同构成,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人文关怀,推动其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功能由政治性、公共性和合理性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应当恪守的伦理价值准则,推动其朝着规范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规范由机会公平、参与公平和分配公平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伦理职责与评价,推动其朝着科学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发展由制度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伦理展望,推动其朝着现代的方向前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建构以有机的形态、开放的胸怀,积极融摄社会领域的伦理因子,将其消化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生命养分,并在与其他领域的共生互动中实现发展。

摘要: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负增长加剧相互交汇的老龄社会新常态,恰逢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周期,构成实施渐进式退休改革的时代背景。坚持核心问题导向,当前亟须紧紧把握“一大致因”“二重机遇”和“三个关系”,这是理解并支撑延迟退休改革落地的关键。老龄社会是延迟退休的核心致因,人口结构变化规律表明我国已处于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机会窗口后期,参考先行国家经验,及时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释放长寿红利和增进老年人福祉赋予延迟退休二重机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潜力巨大,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同向提升,助力在问题应对中转危为机,寻找问题的化解之道,发挥制度优势。面向未来,建构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进路应主要聚焦于延迟退休与劳动力市场、隔代照料、养老保险构成的三个关系,亟需围绕这三个关系完善延迟退休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和配套支撑措施,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就业体系、产业结构全面改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充满中国智慧的行动方案和坐标参考。

摘要: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将人口老龄化问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关键之举。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强化生产与供给格局,为提升“双循环”需求链和供应链水平提供动力,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调整流通与分配格局,塑造银发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为产业链和价值链跃升提供契机。发展银发经济与构建“双循环”格局二者协同耦合,相互促进,本质是以消费牵引及产业适老化升级畅通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促进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激发银发产业发展活力,释放银发消费巨大潜力。反观现实层面,银发消费能力意愿人群差异大,消费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需求潜力转型释放不充分；产业事业发展定位不清晰,要素资源创新融合不深入,产品服务供需适配性不强,产业链供应链缺乏竞争优势等供需困境,成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攻破的关窍。为此,政策层面应注重从需求端与供给侧同步发力,强化银发经济发展的人口、环境、产业与政策基础支撑:需求侧以提升银发消费能力和改善银发消费环境为目标,促进银发消费预期向现实消费转变；供给侧以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强化资源要素保障为重点,助推银发经济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

摘要: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迅猛,“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使得养老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重大问题。当前,现有的“割裂”式居家、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这3种养老服务模式在发展中遇到了诸多难题,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因此,寻求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政策、路径、载体等迫在眉睫,综合目标用户需求、具体服务项目的社区综合养老空间应运而生。从中国传统的“孝老”价值观出发,以健全社区支持下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为研究目标,结合协同服务设计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协同服务创新视角下的社区综合养老空间“探究-设计-执行-评估”服务流程,并围绕用户需求分析、空间服务要素分析、空间服务系统生成、空间营造策略应用4方面总结归纳其具体营造方法。进一步地,从全局化空间构成关系、细节化服务逻辑动线、理想化空间功能模块、人性化空间服务设施等维度,提炼基于协同服务创新的社区综合养老空间营造策略,以期在保障中国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建成的同时能促进跨文化、多学科相融合的养老空间营造研究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

摘要: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调整和优化应置于人口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当前,受制于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我国人口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优势,且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偏离及对当代青年婚育观念与社会心态转变这一重要现实的关注不足等因素,生育支持政策的执行效果未达预期。为此,生育支持政策可能的矫治路径如下:一是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应尽快完成从“人口数量论”转变为“人口发展论”的战略定位,确立以生育养育质量稳步提升、新时代婚育观念科学引导、家庭发展友好型环境持续优化及代际共融有效促进等中长期政策目标的组合实现作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标准的总体改革方向,以此引导与规范社会公众的意识与行为。二是体制机制创新层面,应充分依靠我国“一核多元”共治型主体结构的治理效能,开发利用当前区域生育率水平存在梯度差异的特征,为我国生育率的整体提升提供腾挪空间,瞄准推动“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转化,尽快将人口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生育治理效能。三是文化观念宣扬层面,应直面当前青年群体的婚育困境,始终保持与青年对话的立场,强调婚育在社会、家庭、个人层面的价值统合,并以新型婚育文化引领和呼唤当代青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摘要:数据治理是现代国家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关注的焦点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据治理工作,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和规定。然而,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数据风险,我国当前的数据治理模式偏向以国家监管和法规施行为主的硬法模式,尚未形成国家、社会和个体协同参与的多元格局,且备案、审查、调查等静态治理手段难以应对技术发展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新加坡的数据治理模式充分吸收了欧盟、美国等人工智能数据治理优势国家及地区的治理经验,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推出技术治理方案,形成了集多元主体、多元规范、多元举措于一体的数据治理体系。在此模式下,AI Veirfy、Project Moonshot等技术治理工具提升了治理规范的确定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治理框架》等软法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等硬法保障着治理手段的可执行性；AI Verify基金会架起了公私协作的桥梁,深化了治理空间的层次性。对此,我国应辩证地借鉴新加坡的治理经验,构建以权力、权利、义务为指引的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完善技术与规范相结合的多元治理举措,丰富数据治理的工具箱；充分发挥硬法的有效执行优势与软法的灵活治理优势,实现数据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的内在融贯,以此构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满足我国治理需求的多元协同数据治理模式。

摘要:以Sora为代表的文生视频模型触发多重伦理风险,亟须探索复归理路。Sora替代应用诱发弱化人类主体性风险,“绝对”失业潮恶化贫富差距,可能引发“新卢德运动”,影响人类社会稳定；Sora接受偏见视频数据“浸润”,刻画对特定群体或观点的刻板印象,其生成内容欠缺价值多样性与包容性,诱发高度隐蔽性的社会歧视风险,影响人类社会公平；Sora生成的虚假视频具有高度违法性风险,致使诈骗视频信息大行其道,诈骗犯罪高发,影响社会和谐。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监管规范体系阙如,存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算法监管细则语焉不详、使用行为监管规则欠缺和算法伦理安全规则缺位等问题；视频数据使用者行为监管失衡,既有过度重视数据保护而阻碍数据要素丰富的宏观治理问题,也存在数据生产者行为规范缺位、部分法条可适用性不强的微观治理问题。应建立基于场景化的分类分级审查制度,纵向细化平台数据使用行为规则,进行算法听证,确保多元主体参与算法设计；从制度和技术维度强化视频数据使用者的行为监管,推动训练Sora的数据实现透明化和价值多样性。此外,我国应把握全球视野,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底层模型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全球共享,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域外专业人才引进；积极推动我国参与人工智能算法伦理治理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为人工智能全球伦理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着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要素,不仅能有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也是进一步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举措。基于2009—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及ESG表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且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明显。第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ESG表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ESG表现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ESG表现在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中的中介效应逐渐扩大。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在民营、小型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表现更显著,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在国有、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效果更明显；ESG表现的部分中介作用在国有、大型及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突出。为此,企业需要把握数字化转型及ESG 发展机遇,切实制定适应性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与ESG 表现协同发展,而政府则要制定数字化转型及ESG发展的相关政策、完善顶层设计等,进而有效达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目标。

摘要:打破“政府数据孤岛”是新时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数据要素如何服务微观企业成长构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依托“银税互动”平台,数据要素可通过跨部门共享释放金融动能继而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借助我国各地市陆续实施“银税互动”的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2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数据跨部门共享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不同产权性质和金融资源发达程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所在地未实施“银税互动”的中小企业,所在地实施“银税互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得到显著缓解,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银税互动”通过降低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和提振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中小企业未来发展信心的机制实现缓解效果,且该缓解效果在非国有中小企业和所在地金融资源匮乏的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成果表明,以“银税互动”为典型的数据要素跨部门共享实践有助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对“银税互动”和企业融资约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拓展,同时为党和国家不断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摘要:强化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性作用,是当前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可依赖路径。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经济发展质量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劳动禀赋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能够强化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资本禀赋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倒U形关系；科技禀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当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对科技禀赋赋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尚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检验要素禀赋间的交叉效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表明,当前劳动禀赋与资本禀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交叉效应,而现阶段科技禀赋分别与劳动禀赋、资本禀赋存在错配,尚未形成交叉作用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要素禀赋视角拓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因素,并以经济发展质量为拓展点,为探寻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建立优质高效的供给体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