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全体人民在精神生活上的普遍富裕和充分满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个体在追求文化生活、审美情趣、自我价值、科学知识和群体认同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公共文化资源保障和相对公平的机会,更体现在社会能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源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具象表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精神富裕的理论表达、共产党人的实践总结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在实践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面临个人主义思潮冲击、拜物思想泛滥、区域发展失衡及文化供给不充分的现实问题,涉及思想、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实践障碍。因此,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区域文化发展均等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要达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远大目标,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每个公民都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积极参与文化生活,提升自身修养；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加便捷、更加平等地享受到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

摘要: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关于“数字劳动”的争论。要准确把握“数字劳动”的性质,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生产性”首先是相对于资本而言的,同时,生产性劳动属于一种“力的作用过程”,遵循着质料变换法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社会,应把生产劳动界定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承担生产职能的雇佣劳动。之所以产生有关生产劳动理论的诸多理论纷争,主要原因如下:一是马克思在研究中不断深化了广义社会再生产研究,导致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中关于生产劳动概念缺少明确且统一的界定；二是现代社会中服务业部类的快速发展,给全面把握生产劳动理论带来了现实遮蔽；三是生产劳动理论潜在蕴含着对非生产劳动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具有社会批判意味,从而引起很多既存秩序维护者的本能反对。只有明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才能把握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真义。坚持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实践层面来说,应实时关注劳动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动,综合评估服务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并推动构建合理的“分工-分配”秩序。

摘要:DeepSeek、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在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力、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个体与社会层面催发了AI焦虑现象。当前,国内外对AI焦虑的研究缺少从存在论角度来透视其实质,因此,采用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方法分析AI焦虑不仅有利于澄清AI焦虑背后以非本真的“怕”与本真的“畏”为核心,以后现代性为表征的技术、生存、社会焦虑,更能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有效揭示技术加速发展的技术、理性、生存悖逆,从而为突破这一悖逆开辟可能的道路。这条道路以辩证展开技术焦虑的矛盾结构为起点,以打破“技术狂热”与“虚无主义”的桎梏为基础,抵制“一”的逻辑和这种逻辑的外化,而以游牧的状态真实地生活在世,通过“反思”重新聆听存在的声音,在与技术共在、共存的基础上推动“人与技术共生”实现平衡、和谐,开显技术在本体根源和社会关系之上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所具有的解放力量——技术既是人类向存在投射意向的创造行为,也是存在通过技术向人类显现“在场”“本有”的通道；技术在变革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既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也为人从“物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的转变提供条件。

摘要: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因子,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冲击,“第二个结合”为其现代转型提供了以下契合点:价值目标的内在一致、价值内涵的彼此契合和价值路径的具体统一。家国情怀在“第二个结合”的作用下实现了现代转型,被赋予了强化人民主体性的新时代内涵,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保障其重获新生,在党的领导下真正把家国共同体价值观凝聚起来,最终构建出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家国情怀新形态。站在“第二个结合”的高度推动家国情怀的传承发展,仍需要巩固、维护和完善新型生产关系,以夯实家国情怀的物质财富共享基础,催生家国一体的共同理想和统一意志；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教育,形塑出公平正义、义利统一的新型义利观,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兼顾个人合法利益满足的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凝聚起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基于问题导向推进家国情怀的现代转型,强化对新型义利观以及家国共同体意识等家国情怀现代形态内涵的理论创新,增强对家国情怀现代转型中自我“革命”、自觉“传承”、自在“结合”和自信“发展”等内在规律的认知,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摘要:文化与治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耦合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文化为治理实践提供支撑,更表现为治理过程对文化特质的吸纳与转化。文化领域的系统性治理与创新性优化,能够充分释放文化的治理效能,为治理实践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治理文化的生成机理与演化路径呈现鲜明的多维度特征,具体表现为文化在微观层面的人心治理、中观层面的社会治理、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及全球视野下的国际治理等4个层面的递进式、系统化作用机制。“以文资治”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治理范式,基于文化与治理的双向赋能,在突破“文化工具论”的思维桎梏中确证文化的价值性与目的性,以更好地引领和充分激发文化的治理效能。相较于传统的刚性治理模式,“以文资治”展现出独特的治理优势:在方法论层面,注重发挥文化的柔性张力、弹性势能和浸润特性；在实践路径层面,通过系统释放中华文明的历史势能、有效激发软性文化的硬核效应、持续优化社会运行的综合成本,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这种治理范式的创新,不仅促进了治理效能的量质提升,还实现了从文化治理到治理文化逻辑跃升的方法论自觉。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是政府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依据,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新发展理念视域下,构建基于“目标-工具-价值链”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家层面46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从明确政策目标、平衡政策工具、协调政策主体等方面揭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取向、特征、规律及不足。结果表明:国家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配置复合型政策工具以匹配多样化价值链,从而实现具象化政策目标；现有政策偏好以环境型工具为主、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为辅,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协调发展；政策价值链设置多为政府负责型,聚焦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和均等性。从整体看,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目标趋于新发展态势但关注度不均,表现为对开放、绿色、共享政策目标关注力度不够；政策工具施策形式多元但分布结构失衡,表现为内部细分环节失耦与不均；价值链涉及主体广泛但协同统筹不足,表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协作机制不畅。基于此,应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消弭政策目标偏离、合理运用复合型政策工具以优化政策发展环境、推动多主体协同以重塑治理结构韧性等维度予以改进,从而为增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供政策支撑。

摘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作为创新质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资料及其要素组合的优化跃升为文化强国建设增添新动能。新型劳动者作为主体力量,拥有先进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等劳动能力,不仅能通过专业学习传承文化根脉,更能以创新理念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多维支持与实践智慧。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包括创新科技及其广泛应用,其发展路径展现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及个性化的趋势,能驱动文化内容供给向满足更高层次的公众需求转变,可以极大激发文化发展的科技动力,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既包括传统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也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型资料,能够显著提升文化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为赋能要素,集聚高素质创新型文化人才,推动文化创作生产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坚实的文化根基。

摘要:基层矛盾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基层社会安全稳定和良性运行的“压舱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地方围绕基层矛盾纠纷的预防与化解,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创新。然而,现有研究多以单案例的形式呈现,未能对基层矛盾治理形成完整的构象与分析。采用程序化扎根方法,基于25个典型案例,构建了一个以“结构-过程-功能”为核心内容的解释框架,力图深入展现新时代推动基层矛盾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样态与实践机理。研究发现,在问题导向与高位推动的双重动力驱动下,以党政统合为主、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基层矛盾治理结构初步成型。在此基础上,沿着“资源-能力-工具”3个维度推进的治理过程,最终有效保障了治理效能释放、社会稳定有序与党政领导力提升等治理功能的实现。为进一步解释新时代基层矛盾治理实践,基于对现实样态的深描,从结构、过程、功能等方面归纳基层矛盾治理的主体间赋能、治理制度化、破除“悬浮化”等深层次实践机理。在全面推动基层矛盾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保障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既要继续强化提升党政领导力,也应重视完善各类过程机制。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基层政府是基层治理的主体,其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并不是单一性的具体问题,而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由多方因素引发的综合问题,因此形成了多类型的外在呈现。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府结构和行政过程呈现出来,既定的条块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基层政府履行治理职责的条件,“结构”与“过程”呈互赖互动关系。因此,以“结构-过程”为分析视角,从结构刚性与过程异化探查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可知,其显示出纵向结构、条块结构和政社结构刚性所导致的治理过程“合规化”“多重化”“偏向化”以及相应的权责失衡、负担过度和社会治理虚化等问题。基于此,从“结构优化”和“过程修复”进一步寻求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一方面,以“职责”柔化目标刚性,优化基层政府的治理结构,使之契合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为过程修复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以“技术”修复运行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效能,即通过行政技术、治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共同介入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整体跃升。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返贫致贫治理是一个涉及治理空间、治理主体、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的辩证互构和动态演化的过程,兼具系统性、复杂性等特征,其本质是生计能力和生计权利的系统性重建。可持续生计理论重视人的能力和权利,不仅关注物质资源和生计环境,还聚焦人的主体选择和生计权利,能够系统揭示返贫致贫治理机制创新与可持续生计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以易地搬迁为例,采用可持续生计理论视角,基于治理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考察返贫致贫不同类型的差异化治理机制。研究表明,易地搬迁返贫致贫治理要聚焦次生属性及其实践特征,精准识别生计能力提升和生计权利保障面临的结构性制约；还必须分类摸清返贫致贫群体的能力结构、资源禀赋和主体诉求,要以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助力搬迁户生计能力提升和生计权利保障协同推进。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巩固拓展返贫致贫治理成果同后续扶持有效衔接,应当以区域融合发展及生计可持续为导向,遵循返贫致贫治理机制创新与可持续生计制度变迁协同演化的应然规律,助力后搬迁时代返贫致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摘要:传统乡村振兴路径长期依赖行政赋权与资本下乡两大外源性机制,由此引发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主体性缺失并存的结构性困境,而数字经济的兴起为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提供了新范式。其中,新农人作为兼具“技术赋能者”与“内生驱动者”双重属性的新型主体,成了重构乡村内源发展动力的关键行动者。通过构建“数字技能-经济收入-合作能力-传播意识”递进分析框架,或可揭示数字赋权新农人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新农人实践主要通过3个层面推动乡村的内源发展转型:主体能力层面,农民个体从技术被动接受者转向数字内容生产者,激活了乡村内生力量潜能；经济结构层面,传统分散经营模式向基于数字平台的协作网络演化,乡村经济关系得以重组；文化价值层面,农产品通过符号化叙事实现了从功能商品到文化媒介的价值重构。这种“技术扩散-经济激活-社会联结-符号生产”的协同机制,为乡村产业升级、治理优化与文化振兴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进一步地,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相关政策需认识到新农人作为“内生力量”与“转化枢纽”的战略作用,通过主体数字素养培育、利益共享机制创新等措施,充分释放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效能。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压力的增大,国际贸易摩擦呈现长期化和复杂化趋势。深入探讨贸易摩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议题。以境外对华反倾销为例,探究制度距离是否会引致贸易摩擦,并采用1996—2023年中国与60个贸易伙伴间的国家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制度距离的增加总体上抑制了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建交时长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制度距离对反倾销具有抑制性的结论依然成立；从内在影响机制来看,中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具有“双刃剑”效应,虽通过认知歧视效应增加反倾销概率,但也凭借贸易成本效应与贸易互补效应降低这一概率,且总体上后两者的抑制作用超过前者的促进作用。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正确认识制度距离与贸易摩擦的关系,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分重要。建议政府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握好对外开放的步骤和节奏,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制度协调,消除中国产品频繁遭受贸易摩擦的制度性原因；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国际贸易治理规则重构、稳步扩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规避贸易中的制度性摩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强国内制度改革与开放的联动,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保障,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内生动力。

摘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驱动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的重要因素,厘清其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在科学测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将2014年起陆续开展的“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基准影响、异质性影响、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这一结论在内生性问题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亦得到验证；相较于中西部城市和规模较小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更加显著；经济集聚和产业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机制,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和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新质生产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试点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动地理邻近或经济相似的其他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摘要: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民生保障的基石,是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关键抓手,也是弥合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基础。基于261个地级市2000—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数理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系统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通过整合Devarajan财政支出框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出规模与效率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效用,而税负与行政支出则产生了抑制效应；中央转移支付通过平衡地区资源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户籍制度改革将转移支付基准从户籍人口转向常住人口继而缓解了流动人口服务缺失；专项资金通过精准激励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结构方程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市便利性显著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环境污染则构成阻碍；财政支出和户籍改革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驱动力,专项资金因政策时效性与数据限制效应未达显著；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可靠性,且专项资金关联性初显。研究突破了单一视角局限,融合财政、制度与政策变量构建综合模型,揭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的非线性影响,强调“市场-政府”协同机制,主张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要素流动潜力,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