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自信息技术出现以来,协商民主经历了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四个阶段的发展。在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战略任务、协商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需要以及数智协商实践的创新探索共同构成了协商民主的数智化转向。数智技术通过“环境优化-主体激活-机制创新-效能提升-文化培塑”的赋能机理,以构建数字协商空间和合作性环境为协商民主全面发展创设前置条件,以结构重组、意识增强和技能培育激活调动参与主体内驱力,以议题确立、流程管理、风险评估和智能调整等运行机制创新精化协商过程,以成果转化、执行和监督效能提升促进协商善治,以数智协商文化培塑和价值传播赋能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然而,数智技术赋能也面临民意舆情治理和信息安全保护增难、数智嵌入与民主价值冲突、算力基础设施和协商渠道建设不足、技术操纵和平台悬浮等风险挑战。在实践中推进数智技术赋能协商民主的全面发展,需要在加快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多元主体数智素养的基础上,深化数智技术与各协商渠道的嵌入融合,提升赋能均衡性,完善制度机制与法治保障,以价值逻辑和人民立场引领数智赋能向善。

摘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增进民生福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要义。民主与民生的核心理念都指向鲜明的人民性,二者相互支撑因而具有耦合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其“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问需于民”体现出“参与性”“责任性”“有效性”的实践逻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增进民生福祉须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逻辑与“人民真实在场”的实践逻辑紧密结合,兼顾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实现双轮驱动与双向突破,进而丰富民主政治发展的民生内涵,彰显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与经验智慧。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生效能,要全领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与制度贯穿至增进民生福祉事业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培养民众参与能力,确保民众能够以自主理性的方式参与民生治理的各个环节；全过程推进“协商精神—责任制度”共同体建设,捍卫民主的权威性与证成性,实现保障多数民众核心权益与回应弱势群体根本诉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摘要:随着新兴技术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战场和关键领域,技术霸权主义近年来凶波暗涌。技术霸权主义将科技创新和技术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际地位紧密联系,体现为技术守成国通过打压、遏制等手段阻碍竞争者。权力决定技术流向,技术霸权主义的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增长、国际权力体系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化甚至“无极化”治理模式过渡,进而引起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回潮休戚相关。全球贸易和经济政策日益安全泛化,国家安全问题正在日渐“经济化”,在此背景下,技术霸权主义会对发展中国家科技企业跨境出海的“深耕与广拓”造成困境,也会使全球技术交流和合作面临更多的审查,从根本上影响科技发展和技术流动。与此同时,技术霸权主义会削弱科技领域国际治理的有效性,造成全球技术资源的分配不公、南北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不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各国应加强合作与共识,反对技术霸权主义,共同面对科技挑战。

摘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入脑入心具有鲜明的真理向度,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崇高追求、推进文化自信的内生动力、实现民族复兴的方向指引。作为一种现实状态,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入脑入心有具体的应用场域,就当代中国而言,在思想领域,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同时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认知领域,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牢不可破,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还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在学术领域,用学术讲政治氛围浓厚,同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还需加快；在生活领域,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与主流价值相悖的错误论调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产生一定影响。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场景,从根本方向、根本动力、根本支撑、根本场域上发力,通过科学理论强方向、深化改革增动力、学术创新固支撑、生活实践促融通,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不断拓宽、理论存量不断增容、理论高度不断提升。

摘要:当前,我国各地方在发展银发经济时大多“各显神通”,但银发产业、银发金融、银发消费多呈“单兵突进”态势,缺乏系统协同,未形成整体经济业态。为破解此困境,构建“产业-金融-消费”协同发展框架,系统剖析三者“造血-输血-活血”的功能嵌套与系统耦合。该框架旨在阐明:银发产业通过供给产品服务“造血”,银发金融依托多元化融资渠道为产业“输血”,银发消费则以需求牵引发挥“活血”效应,共同支撑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然而,现实中各板块发展仍存明显障碍:银发产业面临长期资本短缺、结构低端化与产业链不衔接等问题,银发金融存在产品供需失衡、养老属性偏离及“金融排斥”现象,银发消费则因消费陷阱与保守观念而导致潜力释放不足。同时,三者之间因衔接机制缺失、信息壁垒与政策碎片化而联动不畅,系统循环链条未能有效闭合。为此,应从系统治理视角出发,通“堵点”、解“难点”、除“痛点”,强化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与系统性政策支持体系,并将全生命周期理念嵌入制度设计。通过打通银发产业、银发金融与银发消费的循环链路,最终构建一个具备可持续性、包容性与韧性的银发经济业态,继而全面增进老年福祉 。

摘要:发展银发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选择。本文通过构建“主体-技术-制度”分析框架,对美国以市场参与、金融资本助力的银发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欧盟以科技引领、注重老年赋能的智慧发展模式及日本以家庭主导、介护保险支撑的服务优先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主体次序方面,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导向,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优势；欧盟以人本主义为导向,强调老年群体的价值潜能挖掘；日本以孝道伦理为导向,强调家庭养老功能的恢复重塑。技术应用方面,美国注重需求挖掘与信息共享；欧盟强调情感慰藉和老年人行动能力提升；日本重视减轻照料负担,以此促进居家、社区、机构服务融合。制度设计方面,美国以保护权益和加强监管为核心；欧盟以产业规划和老年赋能为核心；日本以社会保障和消费支持为核心,上述国家和地区均高度重视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以政策法律、标准规范助推银发经济创新融合与转型升级。借鉴先发老龄化国家发展银发经济的实践经验,我国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建立健全政策协同、信息共享和产业联动机制,构建发展银发经济的治理共同体；二要实施创新引领发展战略,提升银龄产品与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三要加强政策设计与制度规范,通过银龄品牌建设助推银发经济产业链、价值链跃升。

摘要:老龄社会治理将人口老龄化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是新时代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系统治理方案。作为老龄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不仅关注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而且更加关注养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这种广义理解使其与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的人本主义价值目标导向、资源配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技术治理特质,要求持续强化供给侧驱动、需求驱动、政策和技术驱动,以需求满足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且实现制度与技术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对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形成系统支撑。基于二者内涵廓清和逻辑关联,分析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供给结构性失衡导致内生动力不足,需求未充分激发和满足导致“行动-目标”堕距及政策保障和技术支撑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面向“十五五”,要立足中国自身禀赋优势和老年人需求特征,从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满足和激发老年人需求、加强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等方面不断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现代化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以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而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摘要: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路径。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与实证数据,系统探讨社会组织介入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尽管国家通过政策激励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但其发展仍面临三重核心挑战:一是内在能力缺陷,表现为部分组织以营利或套取政府补贴为动机,存在专业人才短缺、管理能力薄弱、“造血”功能不足等问题,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二是能力提升困境,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强依赖形成非均衡权力关系,行政化考核压力使其陷入“重形式、轻专业”的恶性循环,自主发展空间被压缩；三是宏观政策执行落差,中央政策的宏观指导性与地方财政能力、执行意愿的差异,导致城乡与区域间政策落实失衡,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资金短缺、部门协同低效等问题。因此,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中应定位于“补充者”而非“支撑者”,需通过多元主体角色重构(明确家庭基础作用、市场主力地位、政府兜底责任)、组织能力建设(完善内部制度、提升专业水平、优化人才待遇)及外部环境优化(落实政策保障、建立准入机制、推进协同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应避免社会组织理想化预设,从本土实际出发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养老服务格局,是提升服务效能的关键。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与方法,但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诸多责任伦理问题,亟须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加以探讨和解决。采用扎根理论,运用Nvivo14分析软件对国内外人工智能养老服务伦理风险相关文献及80份新闻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养老服务伦理风险主要样态包括人机交互冲突、孝养道德受损、管理运营缺失、产品设计缺陷等。其中,人机交互关系冲突源于产品设计的伦理缺陷,设计不符合老年人使用习惯的智能设备,由此导致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困惑和挫败感。人机交互冲突的存在会导致老年人被机器冷漠对待,进而使老年人对家庭传统养老观念产生信任危机并导致孝养道德受损。此外,在产品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规范,亦可能加剧产品设计和人机交互中的伦理问题。为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养老服务伦理风险,需以责任伦理理论为引导,完善产品伦理缺陷、加强伦理规制、重构孝养伦理、构建多元主体责任治理体系以提升老年人养老满意度和幸福感,由此推动养老服务智能化与伦理化的协同发展。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正逐步发展为助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通过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要求,使用变系数生产函数模型重构了TFP的测度体系,以科学衡量企业新质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采用2009—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探讨了数字型对外直接投资(数字型OFDI)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开展数字型OFDI显著促进了其新质生产力发展,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一效应在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数字型OFDI中无明显差异,在高数字化转型程度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型OFDI通过创新能力提升机制和供应链管理优化机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创新能力提升体现为创新增量提质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供应链管理优化体现为供应链管理效率提高和供应链韧性增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数字型OFDI主要从科技和效能增进路径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其深度和广度的增加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摘要: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外需市场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国际贸易发展。工业品出口是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工业品出口活力是提振外贸出口的重要途径。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外贸的重要增长极,探究综试区能否成为工业品出口新动能,是关乎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关键问题。基于2012—2023年我国279个城市的海关工业品出口数据,将2015年起分7批开展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综试区对工业品出口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综试区能够显著促进工业品出口规模增长,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综试区通过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完善智能化物流体系、集聚专业化人才3条路径促进工业品出口规模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综试区在经济基础较好、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城市实施效果更好,对非高技术工业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也明显优于高技术产品。

摘要:在外部不确定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货物出口已进入慢增长时代。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有望助力贸易强国建设。为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最新进展及其对贸易强国建设的作用,基于2000—2023年ADB全球投入产出表,测度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和出口中间品国内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率,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动态变化趋势,已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已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向上游位置的转变,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经历了显著增长。第二,相比发达国家,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活动依赖程度更大,且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较弱。第三,中国全球价值链活动并未明显呈现与全球一致的服务化趋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不断增强,但存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支撑作用不足的问题。为此,应当多措并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快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突破,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新优势,深化“两业融合”水平,助力贸易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