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有理论、目标和道路等多种意蕴,它作为理论体系已初步建构；它作为道路,正在进行；它作为目标,还有漫长的艰难征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形态,蕴含着西方现代化所不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新型文明观,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垄断和霸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虽然前者侧重于理论和道路、后者侧重于意义阐释,但二者本质上是同等程度的范畴,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断所要表达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着代表人类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和真理与道义内在统一的全新的文明话语体系。这一论断在理论层面是相对意义上的“完成时”,在实践层面主要呈现为“正在进行时”,在目标层面则主要呈现为“将来完成时”。若仅从目标意义上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并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同于“社会形态”,难免会造成悖论和认识混乱,并产生将理想等同于现实的虚幻化满足和盲目自信。

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水治理思想与行动指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解决人民吃水用水问题视为革命成功的重要环节,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将处理水患作为巩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任务,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将推动水环境保护与治理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再到新时代将构建国家水网视为保障水安全的关键举措,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等。中国在水治理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遵循、对中华优秀传统水治理文化的传承及对域外水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借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守正创新”的基本路径、“系统思维”的科学方法。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大力繁荣发展水文化,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全社会水安全保障教育,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力弘扬和自觉践行新时代水利精神,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

摘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是新时代水资源管理的必然要求,治水遵循存在与演化、过程与实在的普遍规律,水生态的系统之本性决定了系统观念作为水治理实践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以系统思维推进水利建设,揭示了治水护水与治国理政的内在关系。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水利思想、中华文明治水用水的生态智慧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治水情怀,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定量的、局部的描述来表征水治理的关系结构及其功能耦合,在辩证的时空观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中把握新时代水治理的科学方法论。从“四水四定”的核心内涵以及“城-地-人-产”的耦合协同阐述了系统辩证法在水利发展中的重要性,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中所谋划的“自上而下”的系统规划、“自下而上”的系统实施、“差异协同”系统功能耦合、“纵向贯通”的系统动态调控治水方略,体现了水生态治理过程中的时间调配和空间调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时间统筹和空间布局上系统治理的方法论导向,内含了系统辩证法的整体性、层次性、自组织性、边界性、实践性等特征,形成了新时代治水兴邦的重要战略思想。

摘要:基于发展社会学理论视角,聚焦触发社会发展的核心需求变量“水”,深入探讨了20世纪初工业文明加速导入背景下,张謇对中国水利近代化转型的开拓性贡献和关键推动作用:其一,立足人水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辩证认识水的社会资源属性,率先树立水权意识,倡导海洋水权观念并推动以法护权实践,通过多目标综合开发实现水资源价值重构,从而引领从“自然之水”到“资源之水”的思想转型；其二,立足水的资源性、权属性和价值性重塑,致力于统筹效益目标与多元主体,积极倡立流域化专业水管理机构,构建全国统一的水政管理体系,奠定水利近代化的组织基础和制度框架,有效促成了治理形态从“各行其是”到“系统谋划”的根本性转变；其三,突破传统经验桎梏,倡导“嬗之以科学”的现代理念,开创水利高等教育培养“无贝之才”,通过科学制定系统性流域规划、广泛运用近代工程科技、立足国情坚持“测绘为先”等本土化实践,有力推动了治水方式从“经验理水”向“科学治水”的深刻转换。张謇不仅成功推动了传统儒家思想精髓与现代工业价值理念的有机融合,更引领了中国水利近代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的范式跃升,其思想对当下中国水利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与治水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启示。

摘要: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已迈入全球领先行列,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策略。聚焦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战略目标,探讨“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战略重点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将呈现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数据要素创新性配置、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适数化改革加速推进等特征。基于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妥善处理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数字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重塑、平台生态创新与科学监管、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东西部与大中小城市发展及国内与国外市场等六方面的关系。“十五五”时期,应以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完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打造数字经济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引擎、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为战略重点。为实现战略重点,需科学谋划好“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包括: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深化企业全链条数智化转型,释放“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融合动能；激发平台企业创新活力与生态价值,强化场景驱动的协同赋能；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夯实数据产业核心竞争力；建设多层次数字人才支撑体系,实现量质齐升新突破。

摘要: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转型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关键。面向“十五五”新阶段,系统探讨数字金融发展的特征、机遇与挑战,对探寻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我国数字金融历经20余年高速发展,已形成了消费导向与普惠特色的鲜明特征。从内生演进规律和外部形势变化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金融将面临消费金融向产业金融转型深化、金融机构数字化加速、数字金融对多维度金融战略枢纽作用强化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作用提升等发展机遇,为此应加大AI大模型等底层前沿技术的投入,搭建统一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强化战略连接枢纽,进一步提升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实用性。同时,我国数字金融发展也将面临产业数字金融初期发展困境、数字生产关系制度滞后和创新监管缺位三重挑战,为此应加强对产业链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数据要素产权确立制度,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构建“科技+法律”双维监管体系,不断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数字化水平。

摘要:生态产品是联结自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举措。通过对A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案例研究发现,生态价值转化效能受到“资源要素-行动者结构”及其过程化机制的多重影响。其中,以生态资源禀赋、制度政策环境为核心的基础性要素体系与以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村民共同参与的行动者结构构成了“生态价值变产值”的核心序参量。要素体系的匹配程度和聚合效应促使不同行动者围绕生态“颜值”与经济“产值”之间的套现机制,形成平等参与和有序协同的内生关系,进而激活和共享各类要素资源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构建支撑实现“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金”货币化转变的要素体系和“资源变产品”“产品变商品”的内在机制与关键环节。基于此,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是一个主体结构和资源要素长程互动的“连续谱”。生态价值的可持续转化有赖于两大要素体系之间相互适配,需要构建基础性资源要素的确权核算机制、“行动者-资源”要素体系的耦合协同机制和“资源-资产-资金”制度套利机制,从而为生态价值可持续转化提供重要支撑。

摘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以“三线一单”为基础框架,形成覆盖全域、贯穿全程、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生态系统,黄河流域在坚持管控单元内精细化治理的同时,推动跨区域协同治理是提升流域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基于PSR模型、SFIC模型和空间治理理论构建“压力-结构-过程-空间”四维分析框架,系统解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协同的多维动力源及互动逻辑。研究发现,压力维度通过生态承载阈值与政策刚性约束形成原始驱动力,结构维度依托制度设计实现治理网络重构,过程维度通过动态传导链推动管控工具创新,空间维度作为情境调节器提升地理属性与治理策略的适配性,四维动力通过“压力输入-结构重构-执行反馈-空间调适”的互动逻辑形成非线性协同动力机制。通过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段及全流域层面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协同实践的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黄河上中下游分别形成了“生态红线+制度刚性约束型”“资源约束+政策压力驱动型”“空间优化+数字赋能驱动型”三类协同模式,黄河流域整体宜采取分区差异化管控协同模式。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应从具有全流域普适规律特征的一般共适路径和适用于不同区段的差异化情境路径两个方面探寻优化进路。

摘要:制度体系建设是生态治理的运转基石,亦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以“共进式增能”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制度协同性、主体共生性和效能转化性三维架构,打破传统治理边界,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多元主体互动机制,探索以制度创新和多元主体协同提升生态治理效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发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治理体系嵌套不足与政策效能递减、主体失衡与制度协同困境、能力短板与跨区域体制缺位等问题仍制约着生态治理改革深化,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治理体系从“高位推动”向“共进式增能”转型。这一转型突破了单一主体发力的局限,为破解生态治理深层矛盾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以制度增能促进“有效制度”与“有为政府”的动态适配、以主体共治强化“善制”与“善治”的有机联动、以范式跃进实现“机械管控”向“有机协同”的韧性建构。实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共进式增能,应树立生态治理现代化理念、激活制度潜力、优化制度衔接、确保执行有力,具体路径包括理念重塑以锚定生态治理现代化方向、供给改革以激活基础性制度生产力、制度衔接以提升协调性制度适配性、执行有力以释放根本性制度整体效能,以期切实提高协同增长能力和制度协同运行效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摘要:延迟退休是国家为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适应人口快速老龄化的一项决策部署,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家庭维度的相关因素是影响我国城镇职工延迟退休决策的关键变量。依据家庭在“赡养”和“抚养”两个维度的责任有无,将其划分为“赡养+抚养”型、“赡养”型、“抚养”型、“无责任”型四类,基于CHARLS四期数据,综合运用Logit、条件Logit和Probit模型分析四种类型的家庭对职工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抚养”型家庭对个人延迟退休的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向影响,“赡养”型家庭会显著促进个人的延迟退休意愿,“赡养+抚养”型家庭对个人延迟退休决策行为不显著,而“抚养”型家庭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要比“赡养”型家庭更显著。此外,职工月收入水平会正向调节“赡养”型家庭对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养老期望会负向调节“抚养”型家庭对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为此,要稳步推进托育服务高质量供给改革,防止“抚养”型家庭消极执行延迟退休政策,切实完善老幼共托政策,解决“赡养+抚养”型家庭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所面临的难题,并弘扬优秀传统养育文化,提升个体延迟退休意愿。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深度融合,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TS)构建“人员-结构-技术-任务”分析框架,聚焦数字技术赋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内在机制并整合理论推演与实践观察,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中的应用逻辑,系统剖析其运行模式中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表明,当前该监测体系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如技术对人类行为的“反向驯化”现象、数据驱动下的组织协同障碍、技术工具整合的动态性不足及常态化帮扶中的“监测空隙”等嵌入性困境,导致其对弱势群体的识别精度与时效性有待提升。为此,从技术与社会双重视角出发,推动救助逻辑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深层转变,在动态监测体系中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并提出系统性的优化路径:构建低收入人口协同帮扶新格局、完善“监测-预警-救助”闭环救助体系、开发智能预警算法并打造全方位的数据驱动监测网络。这些策略不仅能为提升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效能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更对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精准化、高效化、常态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为完善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当前,医疗与养老服务资源难以深度融合,导致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下老年个体健康水平改善效果不明显。为了考察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模式的健康产出效果,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认知健康-社会功能”四维度构建老年人多维健康绩效指标体系,并采用“久期分析”构建“多维健康绩效指数”并进行指数因素分解。基于两种典型医养结合模式,运用湖北省多地的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测度老年人健康绩效水平及组群差异发现:入住医养结合机构后,第一,老年人生理健康和认知健康总体上有小幅改善,但心理健康改善不显著,社会功能呈现一定程度负向变化。其中,医内设养模式下,老年人生理健康维度维持相对稳定、社会功能维度降幅较明显,养内置医模式下老年人生理健康和认知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改善。第二,老年人健康状态稳定性有所增强,医内设养模式在健康状况维持率方面较为突出,养内置医模式在健康深度、规模变化方面也有较好表现。第三,心理健康对多维健康绩效指数贡献度最高,生理健康的贡献度最低,养内置医模式下各维度贡献率变化相对而言较小。第四,不同医养结合模式下,多维健康绩效指数具有组群差异和异质性。对此,从精准提升医养结合服务内容供需适配性、建立多方位心理慰藉和社会功能修复体系、建立多主体利益共享和激励机制、提供细分群体的靶向式医养结合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摘要:伴随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脑机接口作为智慧养老领域的新兴赋能技术,正逐步嵌入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对其认知能力增强、功能重建与交互改善等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结合脑机接口技术的使用特性与老年群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处境特征,基于文献梳理与典型场景分析,归纳出该技术在智慧养老应用中面临的三重风险:信息权益保障面临知情同意不足与神经数据滥用的严重隐患；侵入性技术植入及后续设备故障将威胁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技术普及不均在加剧社会不公平的同时致使弱势老年群体难以平等受益。在透析风险成因之后,从伦理、法律、技术三大维度构建全面风险规制框架:伦理层面,强调对老年群体的技术情感支持和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法律层面,主张强化公法聚焦国家干预体系,并在私法领域厘清侵权边界与责任归属；技术层面,聚焦寻求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松弛有度的监管模式。借此多维度规制,旨在有效防控脑机接口技术赋能智慧养老实践中的潜在风险,推动其健康、有序、合规发展,确保科技创新最大化造福老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