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面对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挑战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实践要求,思想建党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根基性工程,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党的自我革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关联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性,二者的价值立场以人民性为根本遵循、实践路径以问题导向为逻辑主线、目标指向以永葆先进性为旨归,在百余年历程中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动态演进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具有独特功能:通过价值引领筑牢思想防线,锻造精神内核；通过矛盾化解,推动党内突出问题正向转化；通过实践赋能,提升政治能力与斗争本领；通过文化浸润,优化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氛围。这四重功能共同推动党的自我净化与自我革新。新时代,应以党建话语体系创新为引领,构建“理论-制度-文化-数字”话语矩阵,优化需求导向供给与线上线下融合的传播机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建设、监督体系和作风建设协同发力,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思想动能,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其时代价值。

摘要:智能体是推动大模型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应用形态,通过工具调用、工作流、人机交互等方式,智能体能快速理解并响应实践需求,从而大大拓展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转型过程中,积极并审慎地利用各类智能体已成为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强大的意图理解、任务规划和推理决策优势,通过“理念革新-知识生产-场景拓展-评价转型”的赋能机理,智能体能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拟人化交互和纵深式对话、教育资源系统化集成和个性化生成、教育场域泛在化拓展和沉浸式体验、教育决策科学化发展和评估精准化转型,以此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形态的整体性重塑。然而,智能体技术在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依赖引致的主体削弱化、异构数据导致的知识碎片化、虚拟交往造成的方式疏离化和人文缺失诱发的情感淡漠化等风险挑战。为此,推进智能体的应用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塑造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养,补齐思想政治教育智能体语料短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构建智能体技术生态、健全法规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厚植思想政治教育情怀、增强人机交互过程情感温度。

摘要:分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理念。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分众化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不断深化,从而催生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实践模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分众传播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根据网络受众需求的差异性,向特定受众或受众群体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分众化的运行结构中,作为信息受众的教育对象的差异化需求与作为传播主体的教育主体的信息供给,是尤为关键的两个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实质就是实现供需对接,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效触达教育对象的过程。具体而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过程包含3个主要环节:一是深入研判教育对象的多元信息需求,精准识别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二是客观分析并把握教育主体的存在方式及其信息供给能力；三是根据现实的供需状况,科学适配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内容、形式与载体等。基于这种认识,应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析、基于教育队伍与网络平台建设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供给、通过定制实施针对性实践方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实施,以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摘要:数字生态文明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范畴,也是彰显新时代生态文明特质的标识性话语。这一概念并非理论抽象,而是在技术赋能、转型驱动及绿色智慧的历史语境中具体生成,兼具技术因果性与价值指向性。在内涵层面,数字生态文明呈现出三重辩证统一:一是“数字生态化”与“生态数字化”的融合,标志着文明范式从人对自然的单向改造,转向技术与生态的双向建构；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既遵循生态系统客观规律,又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正义为根本导向；三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通过技术逻辑与伦理准则的互融,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知。当前,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多重梗阻,包括新质生产力转型中技术、生态与系统的适配障碍；数字生态治理中主体协作、数据流通与国际合作的失衡；绿色智慧生活方式落实中认知薄弱、服务碎片化与转化机制不足等。为此,要通过核心技术攻关与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推动新质生产力绿色跃升；强化制度协同明晰权责边界,构建多元共治的数字生态生产关系；促进生态价值内化与日常生活融合,引导绿色智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自觉。由此,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多维耦合,真正使数字生态文明从理念走向实践,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既能为生产力发展开辟绿色转型新路径,也能从不同维度与路径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一是从发展方式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技术工具与生产关系的绿色转型,以绿色发展培育新动能,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二是从治理方式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与数智技术融入生态治理过程,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具有系统韧性、环境适应性和技术先进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生态治理队伍与治理结构,提升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是从生活方式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优化生活方式空间结构,驱动绿色产业与生活方式系统性链接,助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通过培育公众绿色理念、塑造绿色行为,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总之,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产业重塑自然、通过绿色技术治理自然、通过绿色生活方式善待自然,能够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命题,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通过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013—2022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式现代化及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时间变动上,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在区域分化上,两者表现为“东部领先、中部发展、西部进步”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维度差异上,两者皆表现为结构性不平衡及增长非均衡的态势。以普惠性、充分性、公平性、发展性、可持续性、安全规范性为特征的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从广度、力度、深度、高度、温度五个方面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不仅具有长期性和整体性,还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更高,但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效相对较弱。此外,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具有辐射空间关联地区的带动效应,促进了空间关联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聚焦整体发展,提高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缩减不同维度结构差距、强化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进结构均衡发展和区域协同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选择。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养老金融体系是因应时代要求、实现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养老需求的必要条件。立足“十五五”,贯彻“投资于人”的核心理念,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根本方向,基于“金融功能观”理论构建养老金融的“产品-机构-市场”分析框架,提出:养老金融是在人口老龄化的长期约束条件下以大数据为背景的经济金融系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金融强国和数字中国三大国家战略中所必需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构成的统一体系。要坚持“产品-机构-市场”三元协同、“金融资金链-实体产业链”双链融合的核心路径,以功能实现为导向,持续推动产品创新和服务供给,充分发挥中介类与市场类金融机构的协同功能,推动养老金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实现从“人口红利”向“金融红利”的动能转换。进一步地,探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推动养老金融实现精准化、智能化和普惠化转型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四川资阳“数智康养城市”的创新实践案例,深入探讨“养老-金融-数据”三位一体模式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中的“先行先试”价值,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数字赋能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要: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涌现的历史性交汇,正驱动养老服务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在此进程中,场景成为决定技术能否转化为服务质量的关键。理论上,“场景”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权力关系,其由行动主体所建构,又制约着其行动。依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场景可以被区分为实践场景、构想场景与表征场景三类,并分别形成工业机器人、传统AI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服务场景形态,反映了不同技术特征下人机互动中的权力关系,体现出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的转化。在针对场景的管理方面,实践场景和构想场景所适配的分别是“场景控制”范式和“场景管理”范式,两者都遵循线性管理逻辑,但在面对养老服务的复杂性时,两者均会暴露出操作僵化、意义盲区、系统封闭和主体性缺失等效能困境。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特点使其在养老服务应用中的场景转化为表征场景,这要求管理范式全面升级为“场景治理”,即以多向度网络治理逻辑超越线性管理逻辑,通过搭建开放式场景、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开展场景互联,优化动态场景评估反馈和强化安全监管等措施,全面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技术效能。

摘要:自古至今,我国都是一个普婚国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所有国民的共识。近10年,我国的登记结婚人数出现断崖式下跌,2024年的结婚人数仅为2013年的45.33%,这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共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利用Python拟合逻辑模型分析人口未婚率30年来的变化趋势,并对不同特征人口未婚率的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第一,适婚年龄段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在逐年上升,人口完成婚配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始终未能进入婚姻人数基本稳定但普婚年龄大大推后。第二,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失衡导致青年男性面临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低学历男性成为最大的受影响群体,其未婚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1995年以后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失衡更加严重,由性别结构造成的对低学历、大龄男性的婚姻挤压会进一步恶化。第三,不同文化程度人口未婚率的离散性越来越大,高学历推后了初婚年龄,但除小学及以下学历人口,其他学历人口的最终未婚率并无显著差异。第四,低学历男性的未婚率远远高于低学历女性,高学历男女两性的未婚率分布基本一致,文化程度的提升消弭了男女两性未婚率的差异。第五,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中,最终未能进入婚姻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高知剩女”并非伪问题。为促进青年的婚姻缔结,提议将建设婚姻友好型社会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倡导积极婚育观。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通过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金融强国,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中枢,承担着优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提升国家竞争力等战略职责。立足金融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从“功能导向”“服务导向”与“质量导向”3个维度出发,界定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使命与典型轮廓,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完整的金融自主权、繁荣的金融生态系统、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和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中国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完善的金融体系,这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上海和香港两地已为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营商环境及国际竞争力等4个方面仍存在有待推进之处。为此,应持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优化金融营商环境。遵循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指导思想,强化上海与香港的联动,由此促进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摘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提升自主创新效率的关键平台,通过创新性地配置生产要素,促进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数据要素的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基于2012—2022年我国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测算新基建水平、自主创新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基建对自主创新两阶段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基建对自主创新研发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而对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倒U形影响不显著。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新基建影响自主创新效率的过程中,资本要素错配的作用不显著,而劳动要素错配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从新基建的3个维度来看,信息基建与自主创新研发效率、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呈显著的U形关系,而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的影响不显著；从区域角度分析,新基建对东部地区的自主创新研发效率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对中、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也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这一结论揭示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复杂作用机制。基于以上发现,提出构建“短期见效+长期赋能”的政策组合,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重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以区域差异化策略破解新基建与创新效率的空间失衡。

摘要: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普遍被视为工业数智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但因其建设运营本身所固有的高耗能属性,也可能对工业绿色转型进程形成一种新的潜在制约。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2012—2022年面板数据,采用时空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从非线性视角实证检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倒U形非线性影响关系,其中上海、杭州等数据中心密集地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跨过拐点,对工业绿色转型开始由促进转为抑制。第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理邻近或经济相似的其他城市工业绿色转型也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影响。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城市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高工业竞争力城市比低工业竞争力城市更能有效地利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工业绿色转型。在此基础上,从构建高水平绿色信息基建体系、提升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区域集成应用效能与绿色驱动力及因地制宜把握新型信息基建的力度和节奏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摘要:提升产业链韧性、加快新质生产力赋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区域创新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我国产业链面临“断链、缺链、堵链”等多重风险,亟须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构建韧性高、安全性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锚定创新驱动,能为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有效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为厘清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产业链韧性的逻辑关联,从政策环境、资源要素、多元产业、数字技术和复杂文化等层面,探讨二者作用机理,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产业链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全国30个省份2010—202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惯性特征,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优化有助于产业链韧性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与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能有效推动产业链韧性提升,而对外开放水平加大则可能加剧产业链风险。为此,需从优化政策布局、加强要素整合、做强产业集群、推动数字转型、构建创新生态等方面优化现实路径,全面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切实提升产业链韧性。

摘要:体育赛事是连接大众需求与产业发展的关键纽带,在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背景下,其价值创造功能日益凸显。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作为新兴的区域性体育赛事,凭借创新的运营模式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实现了体育赛事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有效拉动了区域经济增长。系统分析“苏超”的直接经济收益及其在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的长期效应,深度剖析其所蕴含的经济学意义发现:一方面,“苏超”定位为群众体育,通过供给端创新激活民众潜在的消费需求,以低门槛赛事设计吸引流量、夯实群众基础,以情绪价值激发消费潜力,以文旅体融合创新消费场景、延伸消费链条,从而启动并放大消费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有效配合为赛事提供了制度支撑,新媒体平台为赛事赋能,三者共同构建起活跃的赛事生态,保障了乘数效应的充分发挥。因此,为推动体育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通过体育赛事提振消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应从加强群众体育赛事扶持、创新赛事策划与文化挖掘、促进产业融合、转变政府角色、完善体育赛事新媒体赋能等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