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已成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二者的紧密结合,既能有效推动生产要素结构转型,增强经济体系的适应力与韧性,破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发展瓶颈,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筑牢物质载体与人力资本双重基础,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还能不断提升人口素质与社会福祉,实现经济增长与共享发展相统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非简单的资源并列或领域叠加,而是具有内在一致性与结构互补性的体系安排,二者在发展本体上确立“物”与“人”的辩证协同,明确物质基础与发展主体的互动统一；在发展目标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投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路径上体现快与慢、硬与软的协同演进,兼顾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与长期内生动力培育；在发展结果上形成经济系统与民生体系的共促并进,实现“经济-民生”循环互动格局。未来,二者紧密结合还需在结构配置、协同机制、区域统筹及主体协作等环节系统发力,优化资源分布,提升政策效能,推动各类投入要素相互嵌合、协同增效。通过构建融合导向的发展体系,逐步形成以物促人、以人提质、物人互促的整体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与更稳定的制度基础。

摘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根本动力和发展趋势,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的视野。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为实践展开的原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涵盖了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涵集中体现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发展主题、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等方面。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顺应世界大势,又符合中国实际,展现出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为世界现代化选择和人类文明形态创新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将掌握形象塑造的主动权视为重要任务,注重通过开展红色仪式来形塑和提升自身形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精神和革命基因高度集中的表现形式,红色仪式是兼具权力技术和意义体系的文化象征范畴,能够在塑造政党形象中提供一种规范化和秩序化的路径依循。在红色仪式体系中,红色象征系统构成叙述党的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能够生动地勾勒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者形象；红色语言是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形象的言说系统,能够通过“文本图式”和“操演图式”深描党的精神风貌；红色景观为受众预设了一个神圣的功能性场域,能够促使参与主体和仪式主题形成共鸣,进而产生一种持续增强的认同感。新时代铭刻和厚植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是激励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强大内聚力的重要方式,亦是稳固执政根基、提升执政效能的必要之举。要在优化红色仪式中掌握党的形象建设的领导权,包括加强红色仪式的规范化供给,构设契合数字时代特点的价值传播方式；创新红色仪式政治叙事的呈现方式,引导群众对党形成更具黏合力的政治情感；强化红色仪式对外传播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建设,更加生动鲜活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摘要: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新兴领域治理效能的战略举措。通过构建“要素-结构-功能-演化”的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明晰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以党组织、“三新”组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为核心主体要素,以政策、资金、信息、人才为关键资源要素,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为重要外部要素,通过组织结构、制度结构、网络结构的协同耦合,实现整合资源、服务群众、优化治理的核心功能,并呈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从分散参与到协同治理、从管理导向到服务导向的动态演化过程。当前,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分散、运行低效、参与冷漠、模式滞后等现实问题,因而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注重从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和动态性方面的逐级优化,继而构建协同治理的有机生命体、建设层次分明的治理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融合、适应环境变化与持续优化,旨在最终实现党建引领与“三新”组织发展的深度融合并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高效能治理格局,为新时代新兴领域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与学理支撑。

摘要:空间主体论把个体行动作为逻辑起点,强调了行动、规则、空间之间深层的逻辑关系。从空间主体论视角可以展开对人文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度思考:其一,“行动人”假设把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将经济学导向了差异空间观,而“理性人”假设则把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排斥出去,主流经济学只有同质的空间观,而没有差异的空间观。差异空间与人文经济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行动人”是思考人文经济学理论内涵的逻辑起点。个体行动及其协调生成了“空间性”和“地方性”,两者一旦生成,便会对个体观念和行动产生深刻影响。不同“地方性”之间的融合与交流形成了具有不同“地方性”的 “节点-网络”式的空间体系,区域开放才能推动“地方性”不断演变,而封闭的“地方性”是没有生命力的,并将制约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三,在空间主体论视角下,人文经济实践要做到对一般性规则的尊重,对规则的尊重就是对人的尊重；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重塑“地方性”,探寻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要高度重视人文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这三大创新的逻辑关系,通过人文创新推动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要以硬实力、软实力和暖实力“三个力”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即除了有制造业为主的“硬实力”,还要有发展人文经济的“软实力”并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暖实力”。

摘要:当前,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呈现经济、文化、文明三种视角。经济视角的人文经济学旨在以人文精神矫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偏向；文化视角的人文经济学则突破了单一经济视角,主张文化建构经济社会的意义；文明视角下的人文经济学则重在克服前两者隐含的文化与经济对立,真正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统一。上述3个研究视角总体上呈现经济-文化-文明不断递进的动态演进轨迹,其中,后一个视角始终保持着对前一个视角的纠偏和完善,这是构成人文经济学研究视角转化或演进变化的内在依据。但总体而言,学者们更多期冀达成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共识及与之匹配的分析框架,却未能充分关注其在具体实践中的动态适配过程。因此,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应超越概念解释之争,不仅要立足人文经济学的文明高度,更要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出发,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实现发展从规模速度迈入质量效益驱动、从要素红利转向创新动能、从外向依赖转向内外循环协调的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改革要求、遵循“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系统探究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实践进路。

摘要:在全球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准确衡量老龄化程度已成为制定养老保障、医疗卫生、公共财政与劳动力政策的重要前提。长期以来,以实足年龄为核心的老年抚养比因计算简便、数据可得性强而被广泛采用,但该指标隐含老年人口在健康状况、劳动参与能力和经济依赖等方面高度同质的假设,不仅难以反映不同国家与时期老龄化进程的真实差异,也可能夸大老龄化的真实负担。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健康水平改善及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学界发展出了一系列替代性老龄化测度,从剩余预期寿命、经济依赖、健康与身体功能、教育与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对老龄化进行了重新界定与测度。系统梳理人口老龄化测度体系的理论演进与方法转型,沿着“由单维向多维、由静态向动态”的发展路径对基于年龄、经济依赖、健康与身体功能、教育及多维度的测度体系进行分类评述。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多维和动态测度能够更充分地揭示老龄人口在各方面的异质性,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老龄化的真实负担,但现有测度在指标权重设定、跨国可比性和特征交互关系处理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基于此,未来研究应结合地区与群体差异,整合多维的人口特征,构建更具解释力和政策适用性的老龄化测度范式,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并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真实及全面的决策依据。

摘要:发展银发经济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当前,人口老龄化引发了劳动力供给短缺、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而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既能对冲劳动力短缺压力,又能通过创新养老服务破解消费失衡问题,为银发经济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关键支撑。以2010—2023年A股上市养老服务企业为样本,将201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探讨银发经济对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发经济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银发经济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聚集专业人才、释放多元化市场需求3条路径,为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注入动力。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的地区,银发经济对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拓宽养老服务企业融资渠道、完善银发经济领域引才政策、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公共信息共享等政策建议,为破局人口老龄化困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摘要:我国以“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始,逐步形成了强制与自愿协同运行的碳市场模式,历经行业扩围、法治完善等关键阶段,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然而,碳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信息传递安全性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而元宇宙技术在保障数据真实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等方面独具优势,有必要引入这一技术以提升碳市场的信息传递能力。元宇宙技术具有的信息优势有助于碳市场运行效率的提升,主要体现为碳排放配额精确分发、碳市场交易资格可查询及碳市场的扩容扩围。然而,元宇宙塑造碳市场运行良好模式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市场滥入、监管缺失、无序竞争等法律风险,这些法律风险既削弱了技术赋能带来的信息传递优势,又阻碍了“双碳”政策目标的顺利达成,为此,有必要构建一套以法治为核心的赋能型风险防范规则体系。该体系内含了明晰的碳市场准入标准、行政监管的有效介入、元宇宙领域反垄断的规制等内容,通过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构建,有利于巩固元宇宙赋能碳市场制度创新的效率优势,充分发挥通过市场手段落实“双碳”政策的功效,提升碳市场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摘要:我国现阶段碳减排偏向重点排放单位,公民个人参与度不高。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碳普惠制作为公民直接参与碳交易活动的实施机制,能够对个人减排增汇绿色行为进行核证并予以激励。实践中,碳普惠行为的识别与量化标准不统一、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交易制度尚未完善、碳足迹数据利用与用户信息保护的冲突等均会影响碳普惠活动中个人碳减排权益实现的稳定性。从法律构造与实现机制两方面展开研究可解决上述问题:权益属性方面,主张公民碳减排权益以发展权为内核,强调其作为个体平等参与低碳发展进程的基本人权属性；法律关系构成方面,以数据产权为表征,将其界定为以个人碳足迹数据为客体的新型财产权。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利益束”为范式的系统性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数据流通保障机制,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场景碳积分-项目碳信用”转化路径,设计分级分类采集标准；收益分配实现机制,构建涵盖个人、企业与政府的多层次激励体系,探索碳积分跨区域互认与交易；安全治理机制,区分可计碳信息与不可计碳信息,协调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等。各机制的协同作用能够激发公众减排内生动力,为构建公民参与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提供法理支撑。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和兴起,科技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在这一背景下,大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其通过赋能区域创新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亟待深入探讨。基于2007—2021年中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多个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揭示,试验区政策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对邻近地区创新能力的带动作用甚至超过本地效应,凸显了数据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创新外溢价值。第二,机制检验显示,试验区设立主要通过增加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资源和优化创新环境3种渠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第三,异质性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增强试验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摘要:作为新型生产资料,数字要素正加速向各产业部门渗透,为城市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并深刻重塑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与城际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结合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度各城市的数实融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数字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要素投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有效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使绝对 β 收敛速度与条件 β 收敛速度分别提升15.74%和4.83%,并对不同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和资源禀赋城市的俱乐部收敛产生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证实,数字要素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产生空间效应:一是打破地域壁垒与行政垄断,缓解市场分割,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二是加速先进技术的跨区域传播与扩散,降低技术获取与应用成本,推动创新成果在城市间共享。进一步区分数字要素类型的研究发现,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数字技术及软件的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大于数字基础硬件。从城市体系维度回应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并为发挥数字要素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摘要:创新驱动下的数实融合不仅是推动中国“智造”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亦是在数字经济格局中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必由之路。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创新要素流动对地区数实融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创新要素流动能显著提升地区数实融合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这一效应存在区域和时间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后更为显著。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要素流动通过产业结构转型营造数字服务产业生态、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进而促进地区数实融合。第三,鉴于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特性,进一步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在提升本地数实融合的同时对邻近地区也会产生空间溢出。其中,创新人才流动能在短期内显著提升本地数实融合水平,并向周边地区溢出；创新资本流动具有时滞性,在长期中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据要素流动则具有双重时序特征,即能在短期内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具有负向直接效应。研究创新驱动下的数实融合能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联动、赢得发展主动权提供宝贵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