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立足大历史观研究文化主体性,实质是将这一课题置于世界历史演进的整体图景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的双重坐标,从历史规律的科学认知、中华文脉的自觉传承、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三者辩证统一的意义框架中去论证构建一种根植于文化传统、回应时代课题、指向人类未来的主体文化的必然性,以谋求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大历史观视域下,古今发展演进的时间向度、中外文明碰撞相融的空间向度、内外部要素彼此融合作用的结构向度共同形塑当代文化主体性的存在形态。从时间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演进的历史层累中形成的规定性和标识性；从空间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不依附且不排斥他者文化的自主性和开放性；从结构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作为社会结构要素相对其他领域的独立性和决定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推进文化主体性的形塑并进行巩固,要求推动实现文化内核自我稳定和自我更新的统一、领导主体与实践主体的统一、文化新质生产力建设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统一,这既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担当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任务,也是提升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倾向于将“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视作完全等同的概念。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概念史梳理可以发现,自由人联合体虽根植于现代性,但其本质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既有深层关联,也存在重要差异。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均以消灭阶级对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以及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然而,从词源与理论侧重来看,共产主义更侧重于总体性与所有制变革,强调对共同财产的占有；而自由人联合体则更突出个体的自发联合与主体间性,强调生产关系的动态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产主义作为核心纲领居于主导地位,而自由人联合体则主要表征未来社会的具体组织形式。澄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有助于深化理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张力、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联合体概念在当代的理论价值。

摘要:加快人工智能思政大模型的定制化应用,是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优势的应然之举。就其内涵而言,人工智能思政大模型是以通用大模型为基座,以强相关的数据或专业知识为训练参数,能够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立场、观点和价值属性的专业智能体。正是由于人工智能思政大模型受训于高质量数据或强相关的专业知识,而通用大模型只受训于泛在的数据或通用知识,才造成了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相较于通用大模型,人工智能思政大模型的表现更具专业性、准确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在定制路径的选择上,依托全架构通用大模型进行垂直领域增强的方案,因其具备定制门槛低、算力消耗少等优势,更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精智化发展的现实要求,该方案主要通过抽取通用大模型中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向通用大模型输入新增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混合专家评估的方式增强其在思政领域的现实表现。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思政大模型建设应着眼于“开发-部署-应用-反馈”的全流程体系,通过聚焦能力建设,增强人工智能思政大模型开发“效能”；通过明确应用场景,彰显其部署“效用”；通过锚定工具导向,规范其应用“效度”；通过注重风险防治,优化其反馈“效果”。

摘要:当算法推荐技术深度嵌入网络空间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在对象识别、内容配置、供给实施与效果反馈的协同下,逐步形成了动态化的供给过程。作为平台组织信息供给的重要技术条件,算法推荐一方面可以提升供给对象识别、供给内容配置和供给过程调适的现实可能,推动网络思政由相对统一的内容投放转向更具差异化和针对性的供给展开；另一方面,算法推荐的运行又并非天然地契合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在对象确认、内容导向和主导能力等方面面临一系列现实张力。具体来看,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与主动推荐逻辑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供给对象确认失准、潜在对象遗漏和对象结构固化；个体偏好强化与普遍性内容供给弱化之间的错位,易挤压普遍性内容的传播空间,也会改变供给内容的价值导向与配置逻辑；而平台权力扩张与教育主导权弱化之间的矛盾,则会进一步削弱精准供给的决策基础和实施主导能力。算法推荐赋能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张力调适,不能停留于技术修补,需以动态识别精准把握教育对象,以高质量内容强化公共价值供给,以协同治理保障教育主体主导权,从而推动算法推荐更有效地服务于网络思政精准供给的实践展开。

摘要: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为前提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不仅弥补了既往研究重在强调农村养老服务“短在何处”和“如何补短”从而忽视乡村主体性的局限性,也顺应了“十五五”时期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从强调“补短板”到兼顾“可持续”的政策思路转换。基于对鄂尔多斯市两个案例村的实地考察,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以集体经济为支撑构建乡村老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形态、运行机理及其效果与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将需求溢出理论作为分析农村养老问题的基础理论,具备较强适用性和解释力。其二,两个案例村分别通过推行“以地养老”模式和“原居安老”模式,实现了养老服务实践形态从“供需错位型”到“供需适应性匹配型”的发展转向。其三,在将土地置于乡村老龄社会形态中心的分析策略下,以集体经济为支撑构建乡村老龄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双重运行机理——一方面,土地具有的“生产性”和“福利性”属性分别是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形成地缘团结力的保障,以推动形成“利益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由此带来了充裕的乡村老龄社会“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土地具有的“文化性”和“政治性”属性分别激活了养老公共属性的集体认同并孕育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秩序,进而形塑了“情感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以实现高水平的乡村老龄社会治理效能。

摘要:普惠养老服务数智化转型是由外生技术机遇与内生治理矛盾共同驱动的制度变迁过程。基于W市的纵向案例,将该市普惠养老服务数智化转型历程划分为信息化奠基、数字化整合与智慧化融合3个阶段,且发现:第一,随阶段演化,转型核心矛盾焦点从信息黑箱、数据孤岛演进至服务效能缺口。第二,转型进程由国家、科层、市场、社区及数智五类制度逻辑间的权力关系与兼容性强弱共同塑造,互动形态依次经历“挤出-吸纳”“竞争”与“融合”3个递进阶段。第三,行动者策略随制度逻辑互动情境而变化,在科层逻辑高度中心化、其他逻辑被挤出的情境下,行动者普遍采取依附式策略,以服从主导逻辑换取合法性与资源；在多重逻辑互动深化情境下,行动者面临源自不同制度逻辑且存在张力的合法性评判标准,策略因而分化为选择性策略、吸纳型策略及联盟型策略；老年群体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被动数据客体到主动治理参与者的角色跃迁。第四,每一阶段的制度产出会反馈为新的矛盾诱因,驱动下一阶段的制度变迁。因此,当前的智慧化融合阶段并非转型终点,而是新制度调适的开始,其面临数据权属、算法责任与生态垄断等新兴挑战,推动转型的关键在于识别不同阶段主导的制度逻辑冲突形态,并设计差异化的干预节点与协调工具。

摘要:养老服务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关乎国家养老体系整体效能。运用ArcGIS软件观测全国地级市养老服务资源分布,发现其分布高度拟合“胡焕庸线”,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与群聚特征,并形成五大高密度核心带。针对现实中养老服务资源分布与老龄人口之间存在的“空间错配”现状,在通过热力空间测度刻画供需匹配关系的基础上,采用截面OLS回归结合城市级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深入检证影响资源空间配置的深层经济社会机理。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养老服务资源集聚具有基础拉动作用,但该机制高度依赖社会保障覆盖水平与居民收入的“条件触发”；第二,发达地区养老产业存在“成本病”挤出效应,高昂的地租与运营成本使得部分经济高地未能实现基础养老床位的等比例扩张；第三,生活环境舒适度与医疗资源丰富度正成为重塑养老空间网络的核心驱动力,且区域需求异质性显著影响了养老服务资源的质量结构。基于上述机理,提出优化养老服务资源分布的实质性对策:一是针对“医养分离”痛点,探索“医养床位”动态转换与医保无缝结算机制；二是应对大城市“成本病”,推行养老补贴跨域结转,依托周边节点城市打造“康养飞地”；三是直面城乡空间断裂,实施财政转移“空间倾斜”,构筑“县-镇-村”三级普惠网络,以切实弥合农村养老的“空间塌陷”。

摘要: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保险财务平衡具有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学界和多国实践证明。针对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等情况,延迟退休具体方案实施后,亟待评估其长期实施效果并探讨系列配套政策。为近似识别延迟退休政策的因果效应,构建静态精算模型,以1965—1984年出生的城镇男性职工为样本,通过固定平均预期寿命、标准化月缴费额及月给付标准,对改革前基准、常规延迟退休、超常规延迟退休3种情形下养老保险的基金收支进行精算模拟,旨在识别退休年龄调整所产生的纯粹时间效应。研究发现,在静态假设下,延迟退休政策凭借延长缴费年限、缩短养老金领取期限,有效改善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在常规延迟退休情形下,养老金总支付额较改革前基准情形降低了849.65亿元,降幅达到10.5%,基金净收支状况改善1 356.65亿元；在超常规延迟退休情形下,养老金总支付额进一步下降2 540.35亿元,降幅高达31.3%,基金净收支的改善额度则增至3 876.82亿元。研究结果证实,作为一项关键的政策调整工具,延迟退休对于维护养老保险基金的精算平衡具有显著效用。然而,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依赖其财务层面的积极效应,更重要的是要制定健全的配套政策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此要通过完善的家庭支持体系、协同的代际就业机制、合理的权益保障措施,处理好“一老一小”的双重照护压力和生育决策、老中青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岗位适配等关键问题,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与个体选择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制度设计初衷与社会整体福祉的和谐统一。

摘要:智媒时代的老龄群体普遍面临基础操作薄弱、信息甄别乏力、深度参与缺失等数字融入困境。立足媒介素养理论,将数字素养界定为媒介素养在数字社会中的衍生形态,构建涵盖基础操作、认知批判、实践赋能的三维分析体系。引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揭示老龄群体数字素养生成困境是技术供给结构性排斥、网络信息环境失衡、社会支持体系缺位及个体心理防御机制激活等多层因素叠加所致,且四者依次传导、循环强化,形成自我强化闭环。据此,提出了政府、平台、社会、家庭与个体多方协同的系统性提升机制:技术供给层面,主张摒弃功利化改造,推动全流程适老化原生设计,实现从“后期适配”向“源头设计”转型；信息环境层面,倡导推进算法向善治理,破除信息茧房,规制平台隐性价值抽取,扩大老龄群体在数字公共空间的话语权；社会支持层面,强调完善制度兜底,激活家庭代际数字反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个体心理层面,注重提供心理疏导与赋能,重塑老年人的数字自我认同,激发其主体能动性。通过多维治理旨在破除代际传播障碍,助力老龄群体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的数字转型,为建设积极老龄化与包容型数字社会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摘要: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全面推进,碳减排政策在我国绿色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统筹经济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是碳减排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实践中,如何将中央的政策目标与制度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并统筹好本地的资源与发展诉求,成为决定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所在。聚焦政策执行的情境实践,归纳出地方政府在落实碳减排任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四类执行偏差现象:机械性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及“一刀切”执行。这些执行偏差并非偶发现象,而是地方政府在特定制度约束与治理结构下的具体行为选择,其背后反映的是央地关系中激励失衡与权责错位等深层次问题。基于央地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剖析执行偏差的内在成因如下:“理性经济人”思维引发政策认知偏差、信息不对称加剧监管逃避、现行指标分配机制制约地方主观能动性、考核激励制度失灵等。在此基础上,从理念、技术、方法与制度共4个维度建构破解路径:理念层面,厘清“双碳”目标的推进逻辑与实施节奏；技术层面,强化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能力；方法层面,推动区域协同合作,完善市场交易机制；制度层面,优化考核方式与激励约束制度。上述路径方案可补强碳减排政策从中央设计到地方执行的传导链条,提升政策落地的精准度与治理效能,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理论支撑与制度启示。

摘要:我国环境立法指导思想正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确立即为具体体现。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强调风险预防而非损害救济,既补充了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又与当下环境损害风险防范的现实需求相契合,具有正当性。鉴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自身特质,以救济功能为主的传统民事诉讼规制无法直接适用,制度适用时应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启动要件、举证规则及责任承担方式上作出区分:一是在启动要件上,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重大风险”的认定方面,即“重大风险”仅限定于环境公共利益,对重大风险的认定应以法院为主、行政机关为辅,并结合损害发生的可能性、严重性和紧迫性等因素进行考量。二是在举证规则上,应区别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三是在证明标准上,原告在诉前阶段对待证事实提供初步证明,符合表见证明的标准即可；被告则需在庭审阶段对因果关系推定作出反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四是在责任承担方式上,应通过灵活运用禁止令制度和增设替代性责任等手段对预防性责任的承担方式进行拓展,以实现环境司法与环境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

摘要:消费是拉动内需的核心引擎,作为生产的起点与下一轮再生产的开端,其影响贯穿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循环各环节。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尤其是服务消费发展不充分、供给质量与供给速度难以匹配需求增长等源头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扩容提质的潜能释放。从“三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视角切入,引入飞轮效应理论,构建“三新消费”推动消费扩容提质的分析框架:新场景通过空间与体验重构激发新的消费行为,为新业态提供落地基础；新业态在供给多样化与服务链条延伸中不断演化,并进一步催生新模式；新模式通过机制创新释放潜在需求并反向推动场景与业态迭代。在此基础上,系统识别制约“三新消费”发展的现实约束,找准“三新消费”发展的关键突破路径:一是以可持续的消费新场景培育为牵引,通过强化企业数智化支撑,优化中小城市空间品质,系统提升新场景培育能力；二是以供给质量为核心,增强新业态韧性和竞争力；三是以制度完善和风险治理为重点,统筹破解新模式跨界监管难题,防范消费异化风险,构建健康需求基础。

摘要:提振内需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引擎。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电商直播为代表的数字消费渗透率日益提升,并逐渐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力量。从消费渠道看,电商直播和线下渠道、传统电商渠道可能是互补关系(这意味着电商直播对消费的影响是增量创造),也可能是竞争关系(这意味着电商直播对消费的影响是存量替代)。理论分析显示,相比线下和传统电商这两种渠道,电商直播创造了新需求、扩展了市场边界、提升了转化率,据此提出电商直播对总体消费的影响是增量扩张而非存量替代的假说。使用2020—2024年省份-季度层面的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排除竞争性假说及工具变量的结果均显示,电商直播对总体消费的效应是增量扩张。具体而言,由电商直播引致的消费扩张占居民消费增长的比重约为8.9%；异质性分析表明,直播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城镇居民,且不同直播品类的促消费作用有显著差异,弹性较小的生鲜食品类最强。

摘要:中国独特的“家文化”对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深刻影响,构成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微观因素,提升家庭消费韧性对于稳定内需、增强经济系统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具有关键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追踪数据,构建家庭消费韧性综合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家庭成员年龄结构老化(家庭老龄化)对消费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老龄化对消费韧性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机制分析揭示,老龄化对消费韧性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消费能力、抑制家庭消费意愿和固化家庭消费结构产生。以家庭平均年龄为门槛变量的检验发现,家庭老龄化程度对消费韧性存在非线性影响,且异质性分析显示,韧性损失在已退休和西部地区的老年家庭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拥有良好健康、代际经济支持和退休再就业老年人的家庭则能有效缓释老龄化的负面冲击。为此,要积极探索长寿时代投资于人的科学内涵,实施劳动者全龄段、包容性就业促进战略来巩固消费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管理老龄家庭不确定性风险来增强消费信心,引导银发市场和家庭经济融合发展来优化消费结构,持续修复、培育并提升家庭消费韧性,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