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威是请示报告制度建构的原初逻辑。百余年来,请示报告制度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轫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拓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恢复发展,直至新时代以来的系统规范。请示报告制度有效运行的内在机理,不仅体现为信息突破科层制的跨越式传递与分殊化处置,达成上下级之间高效的信息交互,而且也体现为通过明确的规则清单,发挥制度的引导与约束功能,规范组织与个人行为。请示报告制度的优化应聚焦3个层面:从“信息传递”迈向“有效信息传递”,通过强化政治自觉和明确惩戒举措等防止可能出现的信息传递失真、滞后问题；从“一般通用”迈向“领域细分”,在充分了解不同领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请示报告事项作出差异化规范；从“遵从程序”迈向“主动赋能”,通过明确权责边界并优化考核机制,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激发各级组织的主观能动性,防止出现“重程序、轻实效”的情况。

摘要:数字技术体系的新特质,使数字资本积累呈现出不同于产业资本积累的新样态: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时空“解绑”,数字资本积累从生产领域全方位入侵日常生活领域；基于“面向用户”的平台吸纳战略,数字资本家对其主导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进行了组织重塑；基于智能算法开展心理规训,数字资本的“控制-积累”策略不断隐秘化。但是,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依然处于马克思资本观的解释框架:数字资本积累所呈现的技术创新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数字资本积累的隐秘实质依然是“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数字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是“数字后备军”的壮大与多样化。随着数字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数字资本家必将获得“赢家通吃”的垄断霸权,而创造“数据财富”的数字劳动者则日渐式微,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步深化的历史趋势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呈现。有鉴于此,应辩证把握数字资本二重性,正视数字资本作为新质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以市场机制充分释放数字资本促进生产力的活力因子。同时,要深刻认识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逐利本性,构建全链条的数字资本治理体系,防范数字资本运行垄断化、权力化等无序扩张倾向,这是规范并引导数字资本助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中国式数字文明的重要依循。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方法,具有十分深厚的科学理论根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余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是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总结经验、探求未知、发现真理的现实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应以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导向。“四个之问”本质上都是实践之问,但侧重点各有不同:面对中国之问,要思考如何在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保持并发展中国特色,明确推进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面对世界之问,要思考如何在全球变局中寻找出路,致力于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面对人民之问,要思考如何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挖掘理论创新点,关注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新需要；面对时代之问,要思考如何不断丰富并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在科学回答“四个之问”中,要明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四大主题”,有针对性地探究二者相结合的实践指向,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国家乡村治理现代化从攻坚克难迈向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其本质是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与治理理念的系统性完善。“十四五”时期,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党组织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为重要内容,以智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格局,为“十五五”时期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要实现“十五五”时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需以“十五五”规划纲要为切入点,坚持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系统性完善的引领,将“三治融合”作为系统性完善的支撑体系、智治赋能作为重要助力。具体说来,党组织领导要从“组织覆盖”向“系统引领”转变,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全域党建”引领,实现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全场景和全链条的深层再造。“三治融合”中,自治要从“拓展平台”向“规范高效”跃升,法治要从“制度供给”向“服务提质”升级,德治要从“破旧立新”向“文明引领”变迁,而三者之间要彼此契合、互相成就,共同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智治则要从“数字基建”向“场景赋能”转变,将数据转化为洞察、技术转化为效能。党组织引领、“三治融合”、智治赋能将共同构建起“十五五”时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图景,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会政策的家庭化转向,是基于文明自觉,反思西方“个体-社会”二元福利范式的内在局限,重构本土社会政策范式,自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知识体系的核心体现。从理论上看,西方以公共领域中心主义为文明预设,将家庭置于理论与政策视野的边缘位置,致使家庭功能被系统性遮蔽,最终陷入高福利供给与社会原子化、个体孤独感相交织的现代性困境。与之不同,中华文明植根于深厚的“家哲学”传统,将家视作人之存在的基本方式与理解社会关系的元模型,为社会政策体系建构奠定了独有的本体论根基,也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提供了鲜明的文明底蕴。从现实层面看,当前,社会政策实践面临多重结构性失衡:个体化核算与社会化越位双重挤压家庭发展空间,个体本位的需求识别引发政策瞄准偏差,全生命周期支持断裂造成服务供给错配,进而形成“越保障个体、越疏离家庭”的个体化悖论。为摆脱这一困境,须系统推进社会政策家庭化转向,加快构建“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三维协同的新型分析框架与实践范式,即以理念重塑确立“维护且赋能于家”的核心原则,以制度创新完善两步式需求评估与全生命周期政策支持体系,以协同治理健全评估、协同、文化三位一体保障机制,夯实社会运行的微观基础。

摘要: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已成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增进民众福祉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养老金默认机制作为一种通过“选择退出”替代“选择加入”的制度安排,借助默认加入、自动转存和合格默认投资选择等相互关联的设计,为提高养老金覆盖率提供了新路径。从行为经济学“助推”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养老金默认机制的理论基础和策略设计,并以率先引入该机制的美国、英国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具体运行实践。研究发现,美英两国通过选择退出的默认设置和流程简化,有效克服了个人的有限理性与惰性,同时通过实施自动加入、设置最低缴费率、实行缴费率自动升级机制和默认投资选择等组合措施,成功扩大了制度覆盖面。然而,养老金默认机制的应用也存在一定局限:第一,自动加入机制以明确的雇佣关系及雇主已设立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为前提,难以有效覆盖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未建立年金计划的单位职工；第二,自动加入机制可能因被动惯性而影响未来养老金待遇的充足性；第三,默认投资机制需注意与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及退休目标的适配性。基于此,立足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现实,提出以费率调整为契机,分层渐进推行自动加入、适度放开个人投资选择权、设立合格默认投资工具及依托养老金综合管理平台以实现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协同联动等政策建议,旨在破解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扩面困境,促进养老保障高质量发展。

摘要:构建以发展赋能为核心的生育支持体系,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以“重物质补偿、轻发展赋能”为主导的生育支持模式,难以有效纾解育龄群体因职业发展中断、价值贬损与分工固化而产生的深层压力。该生育支持模式的深层症结在于,社会对育儿质量高期待与育儿责任过度私人化、性别化之间形成的“质量-责任”悖论,导致生育所隐含的职业中断与机会丧失等个人发展代价空前高昂,严重抑制了家庭,特别是女性的生育意愿。基于“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针对宏观政策逻辑与微观家庭发展需求间的结构性断裂,构建“理念-路径-制度”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论证生育支持体系从“成本补偿”到“发展赋能”的范式转型逻辑:生育支持体系应以保障人的全面发展权为价值导向,提升生育水平应是体系有效运行后的衍生效应而非直接目标。为此,理念层面,需完成从私人负担到公共投资的价值重估,确立育儿的社会投资属性与养育者发展权利；路径层面,需构建“文化认同-服务资源-机会保障”支持网络,尤其要构筑起消除“母职惩罚”的职业机会保障；制度层面,需以“法治-协同-激励-评估”四轮驱动明晰权利边界与强化激励相容,推动体系持续优化。

摘要:数字助推通过将行为经济学中的“助推”理念嵌入数字治理场景,借助算法推荐、交互界面与实时数据反馈,在不剥夺个体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对公众行为进行柔性引导,已逐渐成为数字治理时代重要的新型行为治理工具。然而,现有研究多从行为经济学或信息系统视角展开分析,但对数字助推在公共管理中的嵌入逻辑、理论基础与运行机制仍缺乏系统阐释。基于此,在梳理传统助推向数字助推演化逻辑的基础上,从行为科学、公共治理与数字治理3个维度构建数字助推的理论体系,提出公共管理中数字助推“分析-设计-评价”的三阶段理论框架。进一步地,从“工具类型-行为机制”双重视角对数字助推进行系统分类,提出稀缺类、默认类、社交类、强化类与反馈类共5种典型数字助推类型,并揭示其通过选择架构优化、社会规范信息、个性化推送、提醒通知、界面设计与反馈强化等机制影响公众行为的作用路径。然而,数字助推在提升治理精准性与政策执行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自主性削弱、认知操控、隐私泄露、算法偏差与程序不公平等法律伦理风险,因此,围绕数字助推的技术演进、学科嵌入、制度规范与法律伦理边界等提出未来研究议程。

摘要:随着银发经济场景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深度耦合,智能语音助手等智能穿戴与家居设备逐渐嵌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相关技术应用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便利、拓展其社会参与与交往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使用障碍与排斥体验,使其面临更为复杂且隐蔽的数字排斥风险。深入认识并精准化解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排斥风险,已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推进数字包容性发展的重要议题。为此,以老年群体与智能语音助手的互动实践作为切入点,构建基于具身体验-家庭互动-社会建构的多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老龄数字排斥风险的生成逻辑及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老龄数字排斥风险并非单一的静止状态,而是受老年群体身体与心理限制、家庭内部的技术代理与权利让渡、技术系统壁垒与社会话语规训等多重机制影响,并在持续互动中动态建构,呈现出从微观个体经验向宏观结构性排斥演化的鲜明特征。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主体层面应增强老年群体数字认同,拓展老年群体能力边界；家庭层面则需转变家庭赋能逻辑,激活代际协同潜能；结构层面要推进制度与平台的适老化转型,从源头抑制结构性风险。

摘要:在全球环境风险日益加剧、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持续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环境督察与问责机制,客观环境质量已显著改善。为揭示客观环境质量改善背景下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成效的主观评价变迁,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层面的公众评价差异及其演化趋势,基于2003年、2010年、2013年和2021年4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及央地差异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明显高于地方政府,二者呈高相关关系；在年龄效应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呈“U”形趋势；在时期效应上,2021年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则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在世代效应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效应均不显著。由此可推论,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及央地差异可能是多重因素(包括央地差异化行动逻辑、个体化社会压力、早期环境教育、客观环境质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为理解中国特色环境治理背景下公众评价动态演变的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为完善我国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分担、强化青少年环境教育及通过持续改善客观环境质量以提升公众满意度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摘要:碳普惠数据是“双碳”目标下推行碳普惠实践的关键抓手,由碳普惠平台通过收集并处理海量且多源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而生成,既能作为一种由平台掌握的生产要素,又表征为用户个体获得的减碳权益。当前,碳普惠数据在生成与运用过程中存在隐私侵扰、数据滥用、减碳权益消纳不畅等多重风险,并衍生出碳普惠数据生成过程中的信息收集边界不明、数据权益归属不清、用户端减碳权益属性认识不一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碳普惠项目的有效运行与规范发展。对此,有必要搭建一套系统性的数据风险分析框架:就碳普惠数据的生成过程而言,平台收集的个人低碳行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且包括一定的私密信息,应适用差异化的信息收集规则。平台收集一般个人信息需获得用户的一般授权,但针对私密信息,除非取得“权利人明确同意”的特别授权,否则不得进行收集或处理。就碳普惠数据的权益归属而言,不宜简单地采用行为规制与传统的财产权规制路径,而应确认其具有双重权益架构:提供基础数据的个人享有数据来源者在先权益。处理数据的平台则享有数据处理者财产权益。平台行使数据财产权不仅需要尊重用户的在先权益,还应受碳普惠公益性目的的约束。就个人减碳权益在兑换商品或服务、参与交易、替代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等方面的经济价值而言,不宜将其单纯看作公益奖励,而应视作一种制度性商品,其既具备由制度保障的使用价值,也拥有在市场中形成的交换价值。

摘要:词元(Token)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语义单元,正从技术概念演变为智能经济的核心价值载体。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界定了词元经济的概念内涵与技术-经济特征,系统梳理了其从萌芽、爆发到扩散的发展脉络。研究表明,词元经济的有序运行遵循四大基本规律:其一,边际成本递减与需求价格弹性共同驱动的超增长规律,形成“成本下降-降价-需求激增-调用量指数增长-进一步摊薄成本”的正反馈循环,驱动词元调用量呈现超指数级扩张。其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叠加的超线性收益规律,批处理效率提升、集群调度优化与固定成本摊薄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而多模态任务共享底层计算资源与运维体系则产生范围经济,二者深度耦合使收益增速远超要素投入增速。其三,长尾应用驱动的词元效率分化规律,不同场景的单位词元所创造的用户价值显著分化,进而推动价格分层、提示词工程兴起和企业预算管理模式转变。其四,数据-词元-价值的循环增强规律,形成“更多调用→更多交互数据→更好模型→更高词元效率→进一步刺激调用”的飞轮效应。四大规律相互嵌套、深度耦合,共同构成词元经济发展的完整动力学系统。当前,中国词元调用规模已达全球领先水平,但面临定价偏低、安全合规等突出问题,特别是受数据回流断裂、基础设施错配、品牌认知缺失三大结构性制约。为实现词元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须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抓手,筑牢数据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构建词元效率评价与数据激励机制,培育全球算力调度与成本优化生态,建立健全全链条治理体系,建立数据互信与出海保障机制,塑造中国词元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词元经济从超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跃迁。

摘要: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完善的治理体系可有效提高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以往研究侧重剖析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存在的问题,但缺乏对治理经验的凝练,因此,选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的 94 篇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提炼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治理经验由战略目标引领、制度体系构建、市场运行管理、技术人才支撑与治理效能评价5个部分构成,形成了动态的治理闭环。其中,战略目标引领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治理的方向,为整个体系提供顶层牵引；制度体系聚焦产权、配额、监管等基本规则设计,为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运作奠定基础；市场运行管理涉及交易设计、金融创新、协同网络等多个环节,推动价格发现与资源环境要素高效流动；技术人才赋能依靠基础设施、技术标准与专业人才培育,给予资源环境要素市场支撑,保障规则落地与市场运行效率；治理效能评价则从环境、经济与制度3个方面衡量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成效,并反馈评估结果,驱动治理体系持续优化。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区域差异化的治理路径,促进市场化与行政手段的有效协同,并深化金融创新以激活资本效能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活力。

摘要:稳定的政策环境是保障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政策调整频率加大的背景下,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基于2003—2023年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战略差异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第三,动态能力及其细分维度(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正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倒U形关系,动态能力越强,倒U形曲线形态越平缓、拐点出现越晚。第四,金融资源优势能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融资约束,当企业CEO不具备金融从业背景、供应链金融水平较低或所在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足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倒U形曲线形态更加陡峭,拐点更早出现。